張詠　李金銓（2008）〈密蘇里新聞教育在現代中國的移植：兼論帝國使命、美國實用主義與中國現代化〉，欧博abg李金銓主編，《文人論政：知識分子與報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281-309。李金銓編著，《文人論政：民國知識分子與報刊》，臺北：政大出版社，頁321-350。作者授权本公号刊发。

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在现代中国的移植

--兼论帝国使命：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张咏 李金铨

中国的新闻教育是从美国横向移植过来的。长期以来，国人说到美国新闻教育似乎只知道密苏里，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中国甚至比在美国有名。这是文化交流史上罕见的现象，但全面而严谨的学术分析却付阙如。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打算检视民国时期新闻教育（尤其是密苏里模式）如何从美国移植到中国，并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境为何。[1]自19世纪中期以降，中国一直深陷于西方列强（英、德、法、美、苏、日）多重帝国主义的文化影响，渴望从半殖民地的状况下解脱出来。当时知识界认为追求西方式民主正是中国“富国强兵”的手段，美国新闻教育即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输入中国的。这段历史象征了中国报业由辛亥革命前的政治报纸逐步向商业报纸转型。了解中国新闻教育如何引进，提供了一扇有趣而重要的窗口，让我们窥探近代中国的一幅深刻变化的侧影，所触及的问题包括知识分子在这场变化中的角色，以及中美文化互动的一鳞半爪。

新闻教育是美国的发明，从头开始即明确揭橥以培养职业技能为取向。[2]必须指出，新闻教育以其内容形而下，缺乏特殊理论知识的骨干，历来见弃于悠久的欧美精英大学。美国报业大王普利策逝世后，原欲捐款给哈佛大学成立新闻系所，不料为哈佛所拒，后来哥伦比亚大学勉强接受这笔捐款，于1912年（比密苏里晚了四年）成立了现在举世闻名的新闻学院及普利策新闻奖。其实美国新闻教育的大本营不在东岸的精英私校，而是集中在平民化的中西部农业州公立大学，其故安在？根据史学家布尔斯廷的分析，古老的欧洲 (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大学一向藐视实用职业领域，美国精英私校也以继承欧洲贵族大学的知识传统自命，故只承认神学、法学和医学为“专业”(profession)。但美国公立大学在渊源、性质和风格上却大相径庭：南北战争时期，林肯总统依照1862年摩洛法案（Morrill Act）,以人口比例頒授联邦土地给州政府，成立“授地”(land grant）州立大学，开宗明义即肩负服务社区的使命，并为纳税平民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在此，职业训练得以和抽象理论知识并驾齐驱；除了教古典科目，由农学首开其端，其他实用科目（如机械、军技）陆续登场，不但获得合法的地位，甚至发扬光大，硕果斐然，终于蔚为美国大学极其可贵的特色。[3]从这条思路出发，我们愿意断言，美国大学发展新闻教育的过程，是和应用领域获得合法化的过程平行的：自1908年密苏里新闻学院成立，到1930年代新闻教育已在主要的中西部州立大学稳固扎下根。从前的记者多是半途辍学就出来闯天下，桀骜不逊，浪漫有余，但社会地位相当低落。因此，各州报业协会和发行人不断强力游说，要求大学设置新闻课程，以提升新闻记者的职业声望。[4]

20世纪前半叶，英国、澳地利和其他国家仍恪守学徒式训练的老传统，[5]但许多国家（如西班牙、加拿大）已陆续接纳了美国式的新闻教育。当然，这种接纳是有选择的，有条件的，不是全盘的。[6]如今还有许多美国记者质疑大学的新闻教育，多数精英学府也不肯将新闻纳入课程体系。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美式新闻教育（密苏里模式）远渡太平洋，在中国扩展，为什么势如破竹，几乎完全没有遭遇阻力就获得全面胜利？更令人吃惊的是：第一个拥抱美式新闻教育的中国大学，不是别的，正是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恰与美国精英大学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北大引进新闻课程的时候（1918），离美国开创第一所密苏里新闻学院仅隔10年。接着，两所基督教背景的上海圣约翰和北平燕京大学，分别于1921年和1924年建立新闻系，沿袭的都是密苏里模式。1937年全国有32所公私立大学，其中26所成立了新闻院系，最有影响力的不是美国人直接建立，就是留美的中国学者开创。[7]新闻教育在大学校园里非常受欢迎。[8]

我们试图在这篇论文回答下面几个问题：自1910年到1930年代期间，中国为何接纳美国的新闻教育模式（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国哪些人、机构以及思想（特别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扮演怎样的角色？[9]他们如何“合理化”美国在中国推行新闻教育的使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和报人为什么热烈追求美式新闻教育，为什么奉“密苏里模式”为圭臬？他们如何吸纳和适应密苏里的课程体系？新闻教育逐渐普及，成为制度化的一环，又和中国追求现代化有何关联？

美式新闻教育输入中国将近九十年，这些问题却始终未获得学界的密切关注。近年来虽然出现了一些研究，但主要是追踪个别新闻院系的历史，或探讨新闻教育个别核心人物的历史角色，很少宏观而细致解释美国的新闻教育（以及它的核心价值：专业主义）如何在国际背景下引进中国。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如何影响新闻教育获得合法性？我们的视野从三个社会条件展开：一是中国半殖民地状态，西方列强在中国激烈竞争；二是美国扩张主义，及其在中国日渐增长的政治经济利益；三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不但没有导致中国知识界排斥美式新闻教育，反而促使他们引进新闻教育以谋国家现代化。

半殖民主义：列强势力的新闻竞争

中国的新闻业诞生于一个半殖民地的情境中，其开端受到十九世纪末在华通商口岸的外国报纸所启发，此后不断沿着西方脉络继续开展。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受西方现代化的影响，但中国的“半殖民地”却是非常特别的；中国没有像印度的全面殖民经验，而展现了出历史学家所谓的“半殖民地”，其特征有三：局部的，多重的，和非正式的殖民统治。[10]首先，这种统治是局部的，仅仅是沿海部分地区受殖民统治，内陆则多控制于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的手里。殖民区域的地理分布是断裂的，控制是相互区隔的，致使中国新闻出版的发展失衡：绝大多数报纸集中在通商口岸，尤其是在上海和北京；这些口岸给国际贸易和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厚实的经济基础，而殖民势力相互竞争也给媒介带来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不像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那么严厉。[11]

第二，西方殖民者忙于在中国瓜分不同的“势力范围”，既并存又竞争。上海被分成中国控制下的老城区、法租界，以及由英德美俄合组的公共租界。中国新闻业也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十九世纪以英国传教士办报的影响为主，到了二十世纪初却随着新闻教育逐渐转型，向美式风格看齐。

第三，西方殖民列强在中国建立了加拉格尔(Gallagher)和罗宾森(Robinson)所谓的“非正式的帝国”，[12]它们的势力并非建基于军事占领，而是建基于贸易和文化的影响。外国势力尽管享有治外法权，却须承认中国的主权，须依赖当地精英和买办的网络才能施展影响, 须留意中国民意和各列强的利益。列强之间亦未建立正式或系统的基础架构以集结殖民势力。西方新闻业进入中国，主要通过西人和受西方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靠的是私人和非官方渠道。

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报业不外两种类型：一是传教士报纸，中文发行，传播福音；二是外文报纸，为在华通商口岸的外侨服务，并维系其文化脐带。[13]中国知识分子由阅读这两类报纸获取西方知识，并认识到报纸启蒙的力量。眼看市场和贸易的潜在力量日益强大，西商于十九世纪晚期开始发行中文日报。到二十世纪初，商业报纸在通商口岸已充分建立，最成功的《申报》和《新闻报》，都是英国势力在上海创办的。西方各大通讯社（路透社、美联社、哈瓦斯、沃尔夫、国际(Kokusai)）纷纷在华设立分社。费唐法官(Richard Feetham)给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报告说，“在中国的外国媒介有特殊的职责，既是新闻的提供者，也是许多趣事的评论员。”他说：“它们所告知和引导的公众包括大批中国人和外国人”。[14]

英国报人柯尔孔(Archibald Ross Colquhoun)担心日本报纸在华日趋强势，故呼吁英国和美国的报纸给中国“一个真实的视角”，以了解“我们的文明、宗教和哲学究竟是怎样的”。[15]英国报人彭内尔(Wilfred Pennell)所见略同：“这些在中国的外国媒介，特别是英国媒介，已是西方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怀有历史使命，引导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将之带往经济和政治的世界体系中……它更广阔的使命在于将西方解释给中国，运用西方的批评标准刺激中国走向更深层的变革”。[16]相反，著名日本记者田多玄一郎（Tatai Genichiro）看到路透社和美联社在华的影响，敦促日本外务省建立专门的通讯社，以便“在中国宣传东京的观点”。[17]其实1920年代日本政府已在中国资助8家英文报纸和一大批中日文报纸，激烈宣传反美，同时为侵略中国辩护。[18]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美国主导的世界新闻代表大会在1922年的集会中，起草了一份类似“门户开放政策”的计划书，号召列强平起平坐，在中国建立起“有益于所有外国通讯社自由开放的环境。”它指出：“要改进外国对中国的新闻服务，主要还得靠外力来推动”。[19]

英国和美国的新闻竞争最是短兵相接。英帝国历史悠久，实力庞大，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即在中国拥有新闻垄断。根据《中国年鉴（1919-1920）》，44家外文报纸中，25家设在上海，主要掌握在英国人手中。路透社，《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北京天津时报》(Peking & Tientsin Times)，无论对西方还是中国读者来说，影响力都不可小觑。此外，英国人办《申报》和《新闻报》，在中文报纸中发行量最大。相比之下，美国除了个别早年的传教士报纸，直到二十世纪伊始对中国的新闻业几乎没有影响。之后，美国经历了数次经济危机，因而激发拓展中国市场的兴趣。适逢美国的“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如火如荼，它对内寻求重建公共信任，维护美国的理想主义，对外则支持美国帝国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崛起。[20]美国在世界舞台后来居上，挑战英国在华的垄断，借助的正是“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国家独立以及民族平等”这些普世原则。为此，美国在华拓张势力，没有像欧洲人那样激起中国人强烈的愤恨情绪。与“门户开放”政策一脉相承，美国不要求在中国拥有军事利益，而是要求与其他外国势力一样享受商机。美国记者罗杰斯认为“第一个世界性的大垄断将发生于通讯世界，”他指责英国政府干涉和控制中美之间的通讯。[21]美国1890年占领菲律宾，踏出拓展远东势力的第一步，更使英国“对美国未来在中国中扮演的角色感到焦虑”。他声言美国政府支持“美国和中国的直接通讯，由美国人、中国人或美中联合持有和操作”。[22]

新闻是英美竞赛中的显项。美国记者经常拿英国报纸相比，例如索可斯基说，“现在上海最需要的是一张真正的美国日报”，所属权和编辑权都在美国人手中，“积极维护美国利益，如同《字林西报》维护英国利益那样。” [23]鲍威尔(John B. Powell)和克罗（Carl Crow)建议在中国建立一个美国通讯社，以便翻译并向中国新闻界发布美国新闻。在他们的努力下，一家美资通讯社于1918年应运而生。美国驻华公使克雷恩(Charles Crane)附和道：“我们在（新闻业）即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完全是美国的，不容其它国家染指”。[24]密勒氏 (Thomas Millard)是经验老到的美国记者，密苏里人，他在上海开办了两份英文周刊，即1911年的《大陆报》(China Press)和1917年的《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希图为美国的声音开辟空间，夺取英国新闻业在华的垄断地位。[25]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不但全力支持密勒氏在华的新闻扩张，并引导美国民众从漠不关心转为亲华政策。[26]美国人的企图昭然若揭，当然不受英国人欢迎。《密勒氏评论报》出版之后不久，《字林西报》编辑格林(O. M. Green)就全面抨击密勒氏的亲德言论，英国的广告主联合抵制《密勒氏评论报》；当时美国尚未介入一战，密勒氏的言论实则呼应美国政策。密勒氏的《大陆报》也常常被格林攻击，英国广告主时时威胁撤消广告。密勒氏被迫于1918年辞职，报纸转售英国鸦片商，直到1930年才由中方接管。[27]

尽管如此，美国报纸和通讯社还是突破了英国的围堵，在1920和1930年代挺进中国。合众国际社在中国六大城市设立分部，为的不是商业利益，而是要“扭转路透社新闻垄断的局面”。[28]1920年代中期，美国报业公司从英国势力购走了《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迅速成为上海第二大外文报纸。1930年代初，美国的《编辑人和发行人》(Editor and Publisher)颇为自豪，宣称最重要的中国报纸都已经美国化了。它们采用美国印刷机，报纸转化到美式风格，标题简洁，信息量丰富，一改英式旧式贴标签的标题（标题中没有动词，不承载确切的事实）。[29]美国训练的中国精英、美国资助的中国新闻科系毕业学生联合鼓吹美式新闻，推波助澜。董显光首开先例，先后就读密苏里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他带回美式倒金字塔模式，引入他在天津开办的《庸报》，传统的中文竖排版面改成横排。中国报界迅即模仿他的做法。[30]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孙瑞金（译音）注意到，中国报界采纳美式新闻的潮流，最好的报社都开始聘用新闻系的毕业生和留美归来的学生。[31]美国新闻教育在中国更是所向无敌。

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新闻教育向中国的输入

现代型的中国大学发端于1880年代，大抵由西方新教传教士（主要是美国人）开办。它们为了传播福音，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在神学以外，还加了自然科学和医学之类的“西方知识”。之后，在二十世纪早期，基督教大学进一步世俗化，教育重心转向满足中国的职业需求，[32]孕育出新闻教育在中国制度化的土壤。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了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 L. Hawks Pott)强调，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成为培养职业生涯、私人企业、工业及政府服务等领域人才的渠道”，而报业是“散播民主观念和为新思潮发酵最有用的机构”。[33]1921年，他聘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帕特森(Donald Patterson) 创办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在北平，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大使），他视新闻学为“宠物”，1919年向大学理事会提议成立新闻系。理事会批准后，他向在华经商致富的斯垂特(Willard Straight)家族募得一笔基金，延聘哥伦比亚毕业生布里顿（RoswellS. Britton）和密苏里毕业生聂士芬 (Vernon Nash)，于1924年创办新闻系。司徒雷登回忆：“我热衷强调职业课程，欧博官网特别能表达基督教精神又满足社会需要的领域”。[34]他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报纸越来越有影响力，对这个摇篮期的职业而言，灌输高水准的编辑与伦理知识是特别值得的”。[35]

美国对华新闻教育的影响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进一步深化。1933年，中国基督教育协会高等教育委员会通过决议，扩张在华基督教机构主办及赞助的新闻教育，“为中国当前的新闻业提供实际服务，并对提升这一新兴职业的质素作出贡献”。[36]这时，多位美国新闻学院的院长或者美国新闻院系协会新闻教育委员会成员，包括威斯康辛大学布雷爾(Willard G. Bleyer)、密苏里大学弗马丁(Frank Martin)和威廉士(Walter Williams)，俄勒冈大学艾伦(E. W. Allen)，和华盛顿大学麦肯锡(Vernon McKensie)等人，都曾到中国的大学授课或演讲。[37]美国主要报纸和通讯社的发行人、总编辑也贡献心力，美联社斯通(Melville E. Stone)，合众国际社贝克尔(Karl Bickel)，《芝加哥日报》斯尊(Walter A. Strong)，《圣路易斯邮报》小普利策(Joseph Pulitzer, Jr.)，《星期六邮报》马关(J. P. Marquand)，《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艾伯特（Willis Abbot），《大陆中部银行家报》克拉克（Donald Clark），《纽约世界电讯报》布朗(Heywood Brown)，《太阳报》布莱克（Van-Lear Black）等等，都曾访华，对中国记者发表演讲。[38]

美国热衷扶助中国的新闻教育，这是深植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传统。二十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具体了表现实用主义的精神，以乐观态度实事求是，积极改良社会，重新肯定美国理想（包括民主、自由与进步）为普世价值。甘斯认为，美国新闻专业背后蕴藏了一套恒久价值(enduring values)，诸如利他的民主精神、负责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不走极端等等，都深具温和渐进民主改革的色彩，便是源自这个“进步运动”。[39]他引述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astadter）说，[40]

美国进步主义最根本的成就在于揭丑运动，而新闻是有创造力作家的主要职业来源。不夸张地说，进步的心灵就是新闻的心灵，它最独特的贡献就是（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兼改革者。

再者，进步运动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和移民为美国带来迅速而重大的社会变迁，导致社会动荡，道德沉沦，故而强调透过社群沟通，培育有教养有道德的公民，以充分体现多元自由民主的理想，而新闻正是促进社会沟通和防腐的利器，也是培育民主公民群体的社会机构。[41]新闻教育不仅在美国国内获得了合法性，亦进一步向海外扩张，将理想主义的模式移植到中国。瓦尔特·威廉士[42]写道：

中国正从绝对君权转向共和政体，从古文明步向现代民主社会的国家，为本国新闻业提供了一个空前的机会，作公共服务与无私的指引。亟需爱国的本国报界行事稳健，将无序的、不定的、保守的国家转变成繁荣的、和平的、民主的共和国。

司徒雷登应和此说，希望燕大的新闻教育“通过毕业生的目标与成就，赋此专业以尊严，提高入行者的质素”。[43]帕特森(Don Patterson)说，圣约翰大学的新闻课程旨在培养有理想的中国报人，“传布公共智慧，向大众心灵提供实际指引，以为他们的社群和国家做出无价的服务”。[44]

理想主义孕育了美国人自以为有“救世”的“天命”，以利他的精神，自命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顾问。武道 (Maurice Votaw)在离开美国前往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之前对记者说，“因为中国人对新闻理论一无所知，介绍美国新闻业原则给中国是真正的服务”。他续道，“只能靠美国踏出第一步，帮助中国改善新闻业”。[45]聂士芬1920年代晚期担任燕大新闻系主任，向美国出版人募款，“一方面向中国记和学生展示，美国记者对新闻教育的价值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也是美国‘第四等级’对新的、快速成长的中国表达善意”。[46]

美国式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混合，又不免为其所形塑；美国利益固然明确，但美国对资源与义务却精打细算。美国出版人和编辑人认为，中国的新闻教育有益于扩张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47]《堪萨斯市邮报》评论威廉士在燕京大学创办新闻系时说，[48]

这事情操洋溢……但情操不是唯一的动力。完全看得到它的实用性，其中有商业、政治和社会目标。当然，这些利益都会由在华的外国势力分享，美国更想分一杯羹。

密苏里的师生认为威廉士的事业是“密苏里有世界意义的最大机会之一”。[49]《芝加哥每日报》发行人斯尊第一个捐赠燕大新闻系，他致书威廉士，认为这等于是美国利益的投资：[50]

以我之见，如果中国建立好的报纸，便可摆脱困境。（中国）识字率提高，社会状况变化迅速，美国亟应参与其间。…我常觉得中国人容易接受最好的美国新闻事业在中国发展。我看，再没有比这更棒的机会拓展有效的教育，代价少，回报可能很大。没有人说得出中国的未来发展对美国多重要。

除了斯尊，许多人都知道赞助中国新闻教育具有商业和政治价值。纵然历经1929年经济大萧条，财政困难，美国的出版人和新闻机构还向燕京伸出援手，包括E·W·史克里普斯报团的老板史克里普斯(R. P. Scripps)，《纽约时报》奥克斯(Adolph Ochs)，《纽约太阳报》迪瓦特(William Dewart)，合众国际社，美国报业编辑人协会，密苏里报刊协会等。至1930年已筹得首款七万美元，资助燕京大学新闻系。[51]

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士公认是转介“美国模式”到中国的文化使者。[52]他1935年辞世时，中国著名报纸都发表社论或讣告表示致敬。[53]如同许多早期的新闻教育者一样，威廉士充满热情，支持社会正义与政治进步，笃信基督教精神。[54]早在1909年，即密苏里建立美国第一个新闻学院后一年，威廉士已迫不及待要介绍他的学院给中国，这是他向全世界推广新闻教育的使命之一环。他写信给美国驻香港、广州和上海领事馆，询问中国高校是否教授新闻课程。[55]1914年他在卡恩基金（支持美国教师海外访问）的赞助下首次环球考察新闻教育，这是他第一次访华，受到热情的接待。[56]他给中国专业团体和新闻人发表数次演讲，敦促中国报界仿效密苏里新闻学院，以便有系统造就报界人材。[57]随后，在1919年、1921年、1927年和1928年，他又四度访华，为密苏里模式开辟新疆域。[58]威廉士访华后写了一本书说，中国欲建立“强大的、开明的自由报业”，欲“创建一个新的中国”，新闻教育是关键：[59]

可见中国记者越来越有责任感和专业精神，认识到受过教育的记者有何价值以及他们身负何种义务。这些因素有助于建立强大而开明的自由媒介。加上新闻学院的毕业生，--例如北平燕京大学新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学院，以及其他地方的科系--发挥影响力，中国新闻业就更有理由乐观……中国正建设崭新的新闻业，这是建设新中国的强大要素。这个伟大国家的前程，主要掌握在中国受过教育的、勇敢的、情操高尚的年轻记者手里。

在威廉士传教士般的热情鼓舞下，又透过他在华广泛的社会关系，40多位批密苏里毕业生在1910年到1930年间纷纷蜂拥来中国做记者。許多人在中国成爲著名的记者，其中以写《红星照耀中国》的斯诺最为人知。[60]1928年，密苏里新闻学院帮燕京大学重组新闻课程，试图建立“中国首都第一流的新闻学院”。 [61]密苏里与中国的关系自此制度化：威廉士带头创立了一个顾问和推广委员会，从美国报界募款，保障燕大新闻系头五年的基本预算；由此建立师资交流，马丁(Frank Martin)成为第一位访问燕京的密苏里教授；又设立燕京—密苏里奖学金，卢祺新是第一位负笈密苏里的燕京学生，而密苏里毕业生葛若甫 (Samuel D. Groff)则获该奖学金在燕京攻读研究生学位。[62]此外，纽约大学新闻系主任利氏(James Melvin Lee)捐赠500本新闻类书籍给燕京，其他美国教授及出版社也慷慨解囊。[63]燕京新闻图书馆订阅10多份美国新闻学刊，包括《民意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新闻学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和《宣传分析》(Propaganda Analysis)，还有美国大报如《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纽约每日新闻》）。[64]

中国大学吸纳的“密苏里模式”，主张学新闻最佳的方式是实践，强调动手做和职业取向。燕京的教师多有密苏里的背景，无论课程、课本和实验报纸，都和密苏里亦步亦趋。[65]燕大新闻系学密苏里提供四组课程：新闻和编辑、商业管理、新闻专业技能，以及新闻理念。课程、教科书，连作业都仿效密苏里。学生报《燕京新闻》，训练写作、编辑和广告技巧，以密苏里的《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为蓝本。借鉴密苏里的“新闻周”，燕京举办年度“新闻学讨论会”，邀请学者、发行人和编辑来演讲。[66]

中国人以为“密苏里模式”就是“美国模式”。密苏里的影响不止于燕京，还通过毕业生传布到中国各大学。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两个创立者帕特森和武道是密苏里毕业生，全用英文上课，无论课程和课本均沿袭密苏里。学生办的《约大周刊》(St. John’s Dial) 是中国最早的校园报纸之一，学的也是密苏里实习报纸。密苏里毕业生还创办了其他大学的新闻科系：黄宪昭在广东中山大学；[67]汪英宾在上海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马星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钱伯涵于1932年帮助筹办申报新闻函授学校。[68]复旦大学于1929年创立新闻系，系主任谢六逸虽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却特地撰文对照复旦和密苏里两校课程何其相似，[69]后来聘请两位“正统的”密苏里毕业生 (汪英宾、赵敏恒) 任教。此外，成舍我访问密苏里三年后，于1933年成立了世界新闻专科学校。[70]他还规划了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七年制新闻训练课程，强调新闻教育和平民运动的关系。[71]

中国对美国新闻教育的采纳和适应

谈中国新闻教育的历史自然脱离不了美国，然而提升中国报业专业水准的热诚，却非源自美国。中国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希望建立有道德、有政治担当的新闻媒介，以促进国家现代化，这种追求赋予美式新闻教育在中国的合法性。现代化先驱人物，从王韬（1828－1897）、严复（1854－1921）、梁启超（1873-1929）以降，到晚清的文人记者们，无不撰文鼓吹中国新闻媒介必须确立规范。他们强调道德责任和专业训练，关注报纸启蒙的功能，注重政治新闻和社会评论，轻视娱乐和广告，文字易懂又富文采。十九世纪前二十年，中国出版了一些西方新闻实务技巧的教科书译本。1912年，报纸发行人和编辑人刚刚成立全国报界俱进会，年会上提议设立一个新闻学院：“吾国报纸之不发达其无故耶？其最大原因则在无有专门人才……一访事、一编辑、一广告之布置、一发行之方法，在先进国家均有良法寓其间，以博社会之欢迎，以故有报业学堂之设云云”。[72]但当时因缺乏适当的模式与资源，此案胎死腹中。中国一直等待着，直到密苏里提供一个操作模式。

恰在美国精英大学排斥新闻教育的同时，中国顶尖的北京大学却率先拥抱它。1916年，24岁的徐宝璜从密歇根大学受新闻和经济学训练返国，担任校长助理。1918年，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也是密苏里新闻学院成立十周年之后，校长蔡元培支持他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当作课外组织，提供正式的新闻训练。徐宝璜给55名学生一周开两次课，用的是两本美国教科书：哈林顿(Harry F. Harrington)和弗兰肯贝格(Theodore T. Frankenberg)的《新闻的基本要素》(1912)，及葛文(John Given)的《报纸制作》(1907)，从访问技巧讲到新闻道德。[73]一年后，徐宝璜根据讲义，发表第一本中文新闻教科书《新闻学》，序言中坦承内容和章节“取材于西籍者不少”。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五四运动（1916-20）的高潮中成立的。北大师生领导五四运动，最初怒吼反对日本侵占、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继而转向反对中国官员腐败卖国，迅即衍生为一场激进的新文化运动，其主调是要打倒封建儒家“孔家店” ，全面接受西方科学和民主的洗礼。美国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John Dewey)的版本，多亏胡适博士全力宣扬，广在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流行。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师承杜威，回国后立刻跃居中国自由知识界领袖和新文化运动旗手。[74]中国知识分子以为实用主义包涵科学和民主的质素，这两个处方可以解决中国的落后，争取国家独立自主。实用主义又认为，公共知识是民主的先决条件，而公共知识通过公民和专家的互动而产生，[75]因而为移植美国新闻教育到中国提供一块沃土。中国知识分子渴望用报纸启蒙、动员民众，提高国家意识，不再依赖与群众脱节的旧文人。

中国知识分子以政治看新闻，企求建立新的道德权威，拓展社会影响，以至于了解到中国的大学必须提供正式训练，以提高新闻的水准。新闻学是社会研究的一种形式，新闻教育必须包含道德层面。1922年，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胡适和李大钊都发表了演讲。李大钊强调新闻事业是社会事业，他说以前的新闻界“眼光不能映注到全社会的生活”,因此勉励北大同学将来“改造”新闻界，“把新闻界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76]校长蔡元培一反其德国形而上的学术传统，积极支持美式新闻学成为大学的学科。在给徐宝璜的《新闻学》作序时，蔡元培称：“新闻事业，在欧美各国，均已非常发展，而尤以北美合众国为盛。自北美新闻家Joseph Pulitzer 君创设新闻学校于哥伦比亚大学，而各大学之特设新闻科者，亦所在多有，新闻学之取资，以美为最便矣。”他鼓励新闻学研究会对新闻“更为宏深之研究，使兹会发展而成为大学专科，则其裨益于我国新闻界，宁有涯欤。”[77]蔡元培主张通过实践检验新闻理论，并将理论用于提高实践能力。[78]他相信，新闻教育的目的在提升中国报纸的道德规范，最终服务于中国的民主。[79]复旦新闻系创始人谢六逸认为，报纸主要的功能是传播公共知识，提升公共道德；因此新闻教育不但需要职业技能的课程，还应包括历史、艺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知识，争取道德和经济的现代化。[80]

自由派领袖胡适提倡“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是典型实用主义的思路。他梦想办一份类似美国的自由派《新共和》杂志，常在日记中摘抄该刊文章，并向该刊投稿表达己见。他后来办《独立评论》，果然是参照《新共和》的精英论政风格。[81]胡适在前述1922年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上发言时，强调报纸“应当讨论社会上种种的问题”。他说，“社会上活的问题，真的问题，应该大家来讨论，发为有力的主张，这个对于社会才算有贡献……所以我希望北大新闻记者赶快离开替人家充篇幅的事情，抛去死的问题，对于活的真的问题来讨论。” 他指的“死材料”是报纸介绍马克思主义、克鲁泡特金。这个“少谈些主义”的观点和实务取向的密苏里新闻教育是不谋而合的。

回顾民国初期记者才慢慢变成社会职业。很长时间内，中国报刊不外两种，一种是令人生厌、党同伐异的政治报纸，一种是“有闻必录” 、风花雪月、不负责任的商业“小报”，林语堂讥之为“蚊报”。[82]目前对这些小报的研究远远不足，但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一些零星线索找出端倪的所在。报纸对重大问题哑口无言，沉寂得怕人，林语堂说：“连蚊子的嗡嗡声也受欢迎，让人松口气。”他讽刺上海最老的《申报》“编得很滥”，销路最好的《新闻报》“根本没编”。[83]据知，当时《申报》的素质粗糙，记者称为“访员”，登文章不发稿费，甚至还得给报馆钱，除非写得很好的诗词才不收费。[84]连《申报》和《新闻报》都如此不堪，遑论其余？无怪乎徐宝璜强调要“导新闻业于正轨”。[85]戈公振进一步质问，个人的生命况且要由医生负责，医国的记者怎能不接受大学教育? [86]董显光先后接受密苏里和哥伦比亚的新闻教育，他在回忆录中记载，留美时就“立志尽我一生的努力，将现代美国新闻实践介绍到中国”。[87]对于建立大学的新闻教育，在知识界和新闻界可说是有普遍共识的。《大公报》对新闻教育尤其热衷支持。它所高悬“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大旨趣，代表儒家自由主义，已接近现代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虽则其原动力甚为不同。[88]

1930和1940年代，密苏里和哥伦比亚的新闻教育既合作又竞争，而在争取中国的影响力上面却颇有瑜亮情节。[89]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禁要问：密苏里模式凭什么能够独占鳌头，成为各中国大学争相模仿的对象？其他中西部大学（如明尼苏达、威斯康辛、伊利诺）办新闻教育也卓有成绩，但出现迟于密苏里十几年，对华新闻教育影响不大，固不论矣。然而哥大新闻学院问世仅在密大之后短短四年，哥大又是坐落于纽约大都会的常春藤名校，声望远在密大之上，当时中国知识精英（如胡适、蒋廷黻、蒋梦麟、陶行知）无不以深造哥大为荣，何以哥大对华新闻教育的影响反而相对隐而不彰?[90]我们姑从两方面来索解。

首先，中国知识界思变，却不知何去何从。中国需要一个新闻教育的实际典范。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承认报纸是促进现代化的利器，却不知道如何建立新闻教育，正好留美归国学人——尤其是密苏里毕业生——带回一套现成可行的新闻教育模式。倘若“师生”之间有供需的对应关系，当时中国报界的需求是什么，密苏里又可以提供什么？正如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Kuhn)所认为，建立一个新“范式”（paradigm，或译典范），不仅需要一组抽象思想，还得有一套成功的例证(exemplar)可供参考模仿,并且能够解决实际问题（problem-solving）。[91]密苏里在理念上非常强调规范性的新闻自由、新闻责任和新闻道德，说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作艰深抽象的哲学或学理探讨；[92]鉴于当时中国报业道德低，水准差，缺乏社会责任，知识界和报界普遍不满，他们认为密苏里这套理念对症下药，切中中国的时弊。在操作上，密苏里不唱高调，格外注重动手做，实际又易学，移植起来不难。前者符合库恩“范式”的理念部分，而后者又提供“范式”的实例，从课程、实习到课外活动似乎都可以直接移植。两股力量相加，因此除了一些操作上的问题，[93]密苏里模式似乎未曾遭遇抵制就占领中国。中国报界领袖对此鼓励有加，例如《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致函密苏里新闻学院，感谢它资助燕京新闻系。他说：“为了建设现代化和进步的国家，加强中美友谊，报纸注定扮演伟大而独特的角色。将报纸发展成强大的力量，不但有利于中国，更有利于两国的共同利益，没有什么使命比此更高尚了。”[94]张季鸾不仅寄望新闻教育帮助新闻业建立规范，提升其职业声望，甚至把它提到国家现代化和中美关系的高度。此外，中国报人在财政上纷纷援助燕京新闻系，还安排学生实习就业。[95]《大公报》的中坚分子就多出自燕大新闻系，包括蒋荫恩、朱启平、萧乾、唐振常、刘克林、谭文瑞等。他们常在回忆录中深情提到从密苏里移植过来的燕京经验。

然而问题说到这里显然尚未结束，我们必须接着问：无论是在理念和操作层次，密苏里所能提供的范式，难道哥大不能提供吗？如果哥大能提供，为何密苏里在中国占上风？第二个原因不得不从人际网络的层面来探索解答了。密苏里新闻学院创院院长威廉士是典型早期的“帝国缔造者”(empire builder)，也是极为出色的传教士型学术活动家，既成就一番学术霸业，又兼任超级明星推销员。这些气质搭配无间，或许是美国学术拓荒时期的特殊产物；那时筚路蓝缕，开启山林，既无成规可循，也未给层层体制捆绑，的确出现过一批特具个人魅力(charismatic)的领袖。例如创办威斯康辛新闻学院的布莱尔（WillardG. Bleyer）也属于这类人物。[96]唯论对中国新闻教育投入心血之多，贡献之大，除了威廉士，当不作第二人想。威廉士的触角灵敏，在中美两国建立极其广泛的人脉。他抱着传教士的使命感，风尘仆仆，先后五次访华，大力宣扬密苏里模式，积极为燕京大学组课募款，并吸收中国学生负笈密大，又有许多美国学生在华成为著名记者。另一个佐证是社会学大师派克（Robert Park），他领导的芝加哥大学社会系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独领美国社会学界的风骚；派克1920-30年代对燕京大学社会系的影响很大，费孝通等人奉他为师。[97]但若论派克对中国社会学的全盘影响，则无法和威廉士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全盘影响相提并论了。威廉士1921年访华时，由胡适做翻译[98]；胡适当时名满中国，比威廉士在美国的声望有过之无不及，而且杜威业师访华时也由胡适翻译，可见胡适格外重视威廉士来访。我们断言：中国处于变革的关口，而威廉士适时带来新闻教育的“福音”，主观客观情势两相密切配合，使得密苏里模式在中国无往不利。纵说时代创造英雄，我们这里却不得不赞叹，威廉士不愧是一个创造兼推销美式新闻教育“时代”的“英雄”。

北京大学容或是新闻教育的先锋，但1920年代以后重心转移到燕京大学，而燕大新闻系正是密苏里模式的翻版，当中威廉士起了最大的作用。1930年代初，20名以上中国学生赴密苏里求学，回国后多数投身新闻教育，而且活跃于新闻界，影响遍布全国各地。在同时期内，密苏里有数十位美国毕业生驰骋于中国大地，成为名记者，斯诺甚至改变了西方人对蹲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及中共的印象。而且先后在密苏里和哥大新闻系求学的一群中国学生(如张继英、汪英宾、赵敏恒、高克毅)，感情上毋宁更偏向密苏里，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中国“密苏里帮”（Missouri mafia）。究其原因，密大充满中西部农业州的大学城风味，人少情浓；新闻学院不但是最耀眼的招牌，对中国学生更照顾有加，处处令个性成长中的中国青年难以忘怀，他们日后尤其缅怀“动手做”参加社区报纸实习的日子。及至投身五光十色的纽约大都会时，他们已经在密苏里度过四年，个性大致定型，犹如乡下人进城，见识了纽约快速的生活节奏和浇薄的人情。哥大新闻学院固然举世闻名，但较诸校内佼佼各系，地位却未必特出。何况他们在哥大读硕士不过费时一年，时间上或环境上，似乎都不易建立密切的认同。总之，环绕威廉士和密苏里的种种因缘聚合非常独特，均非哥大所能比肩，更非其他学校所能复制，难怪中国新闻教育要独尊密大模式了。

前面说到中国知识分子、记者和官员都崇拜密苏里模式。1931年中国驻美公使伍朝枢访问密苏里，代表政府捐赠两只曲阜石狮，答谢密苏里帮助燕京建新闻系，及“送一批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记者，阐释中国所发生的事与人”。[99]官方说辞的背后，其实反映着中国政府对美国民意的力量愈来愈敏感，有意通过美国记者的同情和支持来影响美国民意。为了培养记者（更确切说是宣传员），中国政府在1930年下令全国公立大学“尽早建立新闻学院”。[100]1935年，蒋介石任命刚从密苏里回来的马星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创立新闻系，使用密苏里母校课程培养大量国民党党报记者和政府宣传员。

“密苏里模式”能不能全盘引进？燕大一位中国教师说，新闻教育的目标和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课程却必须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和中国新闻界的“特殊需要”而设计，才能切合需要。[101]这时期发生了几个可注意的变化：

其一，聂士芬1931年返美，黄宪昭和梁士纯继任燕京新闻系主任。黄宪昭是密苏里校友，梁士纯毕业于迪保尔大学（DePauw University）新闻系，曾在《底特律新闻》工作。他们大幅增加中国教师的分量，一方面续聘密苏里的中国校友（例如汪英宾, 张继英, 汤德臣和卢祺新），一方面邀请中国报人任教。[102]黄宪昭写信给威廉士说：“我深信用本国记者来管这个系…（这些报人）随时给学生便利，让他们观察和参与工作”。[103]美国教科书仍是主要的参考，但中国教师开始用母语写教科书。中国和美国老师的教学重新分工。1936年燕京访问教授萨拉·威廉士(Sara Williams)观察到，新闻技巧课程由本国报人教，美国老师主要教概论课程，例如比较新闻学、新闻史、出版原理、广告原理等。[104]美国新闻理论仍被视为普世有效的原理，但这时已开始强调本土实践。

第二个变化：1930年代初，民族主义和反日情绪汹涌，中国知识分子赞成报纸宣传的功能。国难当前，燕京大幅削减密苏里的报业经营管理课程，取消商业取向的课程（包括广告销售、广告设计、推销发行、报社会计），因为它们不合市场经济滞后的中国报纸。[105]取代的是实用宣传技巧和政府公共关系课程，以培养宣传人才，帮助政府提升中国的外交形象，赢取国际支持，抵抗日本侵略。梁士纯这样解释课程变革：[106]

新闻和宣传关系密切。在国家危难的当口，国际宣传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不能不强调这方面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两年前，我们新添了“应用宣传”和“公共关系”课程……希望引进这门课，进而系统分析之，最后学习研究的发现与结果能对国家有用。修过这门课的人可望产生更大的兴趣，更深入探讨，训练有素，不仅服务新闻界，更可以做更广阔更实用的宣传工作。

国难当前，民族情绪激昂，这一段话颇能代表报人当时普遍的心声。他们开始强调媒介必须服从国家利益，新闻教育者必须为国奋斗；报纸应该动员民众抵御日寇，即使政府控制新闻，以免报刊登载不利国家的消息，亦在所不惜。这些宣传课程“是燕京校园中最受欢迎的尝试”。[107]跟随政府的宣传路线，社论课程日趋重要：除了以新闻为主的学生实习报《燕京新闻》(Yenching Gazette)，1933年又增加英文评论月刊《新中国》(New China)，“使学生们在学习社论和特写之余自我表达”。[108]燕大1936年的“报学讨论周”主题是“新闻事业与国难”。[109]此外，马星野在中央政治学校引进更多政治课程，包括国民党政策、民意和宣传、报纸法规、国际新闻和时事。[110]

第三，除了继续寻求美国的援助，燕大新闻系也向国内报社筹措基金。黄宪昭1933年成立中国报学教育促进会，旨在吸引中国报界的经费。当密苏里的资助在1934年用尽，梁士纯组织一个本国的协助委员会，以确保该系未来的预算。委员会由《大公报》张季鸾、《晨报》陈博生和中央通讯社萧同兹共同领衔，网罗了望重一时的报人。北京三大报立即许诺每年各捐2000元，上海几家报纸也解囊相助。[111]黄宪昭和梁士纯也积极寻求中国政府、官员，甚至军阀的资助。国民党秘书长叶楚伧是协助委员会的名誉主席，[112]官方的中央通讯社决定每年资助燕大新闻系1000元。[113]天津的军阀孙传芳捐款，[114]但最大笔钱则来自军阀张学良少帅。日本1931年占据满洲，少帅冀望纠集民意抗日，于是在1934年捐赠了一万五千元，并保证再续捐总额五万元给燕大新闻系。[115]

结论

梁启超那一代报人有《泰晤士报》情结，后来随着美国国力在远东乃至全球扩张，并且争夺英国在华的新闻垄断，中国报人眼光逐渐向美国转移。中国新闻教育简直就是美国的翻版。

当然，美国大学最早发展新闻教育，也发展得最完善。美国新闻教育的哲学根源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捍卫新闻是公共参与的利器，因此鼓励公立大学接纳更多的职业课程，例如新闻学。

新闻教育提升了专业主义：这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进步运动” 的成果，以社会责任抗击当时甚嚣尘上的“黄色新闻”。至今还有人争论新闻教育的性质，到底是学术的，人文的，还是实务的，[116]但新闻教育提升报纸品格，则殆无疑义。越来越多国家学美国，在大学里面教新闻学。然而美国新闻教育有其特殊的历史源头，传布海外未必顺理成章。

二十世纪早期，美国新闻教育所以能在中国所向披靡，获得不寻常的崇隆声望，这是必须置诸更大的场景来理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味追求改革，追求国家富强康乐，以拯救中国于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控制的屈辱；他们希望建立有社会责任感的报业，这是国家现代化目标的必要条件。“新文化运动”根本倡导仿效西制为民主和现代价值的载体。如果新闻业是文化转型和国家建设的触媒，新闻教育就是培养有社会承担的报人最有效方式。

列强逐鹿中国，权力平衡岌岌可危，也为美国新闻教育提供了若干空间。美式新闻教育毕竟高举民主价值，要求门户开放，中国人对此种新型意识形态甘之如饴，不像对英帝国主义那样反感，更别提对日本侵略刻骨仇恨了。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夺取菲律宾，成为远东权力新贵。它以民主价值和自治敲开中国的大门，深获国人嘉许。美国国力不断向外扩张，“进步运动”人士既然以为美国有救世的天命，自然积极支持其在海外复制美国制度和价值。及至1930年代，美国的文化影响已经遍及中国。美国价值由美国资助的教堂、学校和大学在中国渗透推广；好莱坞电影和流行音乐长驱直入，缔造了一幅诱人的美国图景；美国大学向中国学生开门，他们后来成为美国文化的使者和文化买办。美国人和中国人合力在中国推广新闻教育。美国新闻教育家带来“公共利益”和民主的专业精神，中国教育者们固然心向往之，奈何时值国家存亡之秋，覆巢之下无完卵，最后他们情愿接受政府的新闻审查，为政府培养宣传员以应国家之需。密苏里毕业的赵敏恒代表了这样的观点：

国民政府力争独立和主权，需要现代和有效的报人。世界需要了解这个国家发生什么。为了给未来中国报人适当的训练，使其足以担当重任，必须建立现代新闻学府……无疑，中国今天需要良好训练而高效的新闻人和现代报纸，帮助政府和人民完成巨大的重建工作。[117]

赵敏恒认为报纸的自由和独立应该服从于国家目标。国家图存，抗日至上，新闻教育在1930年代彻底奉献给这个目标。董显光受过美国新闻教育，二战期间却出任国民政府中宣部部长，即是首席新闻检察官和宣传员。又，《大公报》公认是最好最独立的报纸， 1941年获颁密苏里新闻学院外国报纸荣誉奖，盛赞其国际和全国报道全面，评论“无畏而深刻”，政策“自由而进步”。但在抗战期间，张季鸾曾撰文维护政府的新闻检查，虽则对检查员的态度恶劣颇有埋怨。

随后国共内战，新闻教育深陷其中，许多专业训练的记者“站队”以示效忠。美国的实用主义提倡温和渐进改革，这是自由主义一条重要的支流，为何在古老的中国受到左右夹攻，最终更挡不住激进的共产主义狂潮，其原因甚为复杂，[118]此处暂不置论。随着共产党席卷大陆，1950年代美式新闻教育遭到严厉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面禁止，直到80年代初才在“改革开放”（其实即是“现代化” ）的名义下部分恢复。1950年代以后，美国—密苏里模式继续在台湾和香港的新闻教育发扬光大。讽刺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官方选派记者出国培训，别无他选，就是密苏里新闻学院。更讽刺的是，美国新闻教育正逐渐回到中国大学校园——开始还通过台港的新闻教育者做中介，现在则日益与美国学府直接交流。中国新闻教育也许开始添加别的影响，但其骨干（尤其是“术”的方面）还是以密苏里为主。迂回数十年，走回原点，历史未免太会开玩笑了。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们得交代一下“密苏里模式”创立将近百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变化？

第一，“密苏里模式”强调“动手做”的职业取向，这个传统不因时代的变化而有根本转移。只是为了顺应潮流，满足全国新闻院系资格审定的规定，密苏里也按职业技能进行内部分组，接着增加了“通识”(liberal arts)课程，1950年代又引进一些社会科学课程。这些变化是全国性的，不止密苏里为然，问题是其他学校都没有抗拒“潮流”，只有密苏里深具戒心，生怕通识和社会科学课程冲淡了“动手做”的新闻技术传统。

其次，二战以后美国各新闻院系几乎都已改名为“传播学院”或 “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系）”，课程中有大量以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传播”研究，涵盖面自然远比原来的“报学”和“新闻学”广得多了，博士班课程更是独尊传播理论，根本不涉及“如何做”的技术问题。[119]然而密苏里、哥伦比亚、西北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却坚守旧名，是现今少数硕果仅存的“新闻学院”。其实，1972年左右，密苏里新闻学院遴选新院长、进行课程改制时，也曾讨论过是否改名，但受到那些老派教师和有影响的毕业生坚决反对。[120]他们缅怀密苏里的历史荣耀，希望延续威廉士的教育传统，坚持唯有“新闻”才是核心，而不愿纳入新闻以外（如公关、广告）的课程或非应用型的“传播理论”。

我们不妨举缪里尔的一段话，说明密苏里力挽“狂澜”，对于传播学的“入侵”是忧心重重的。他说：“在同一个机构内新闻与传播汇流，最后会被搞理论的博士们所支配，尽教一些不懂媒介如何实际操作的研究和理论课程。其结果自然就是新闻教育的老观念消失，融进所谓‘传播’的汇流课程里去了。” [121]他强调万变不离其宗：“道德问题”，那才是“基础问题”。他指的是规范性的道德，也就是“我应该（should）做什么”，而非“我能(can)做什么”。缪里尔是在密苏里任教数十年的元老，他的立场非常有代表性；他调侃自己有博士学位，但反对教传播理论却是旗帜鲜明。学科发展毕竟不以主观意愿为转移，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实务取向和理论方向拉锯不已，外界对其博士课程的理论训练又时有质疑，密大能够以不变应万变吗？缪里尔说“道德”问题是“基础”问题，这个“道德”问题正是当年密苏里模式进入中国时一个强有力的号召。当今在中国，除却复旦和人民大学自称“新闻学院”，其他大学莫不改名为更时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至少在名称上是和密苏里分道扬镳了。名字“现代化”了，但中国的新闻教育到底还信奉哪些“道德问题”为“基础问题”？

[1]感谢香港城市大学传播研究中心在撰写本文的支持。原文以英文成稿，承石琳译为中文初稿，协助甚多，复蒙丁淦林教授和黄旦教授惠赐宝贵意见，谨此致谢。

[2]1868年印刷技术即纳入为华盛顿学院的课程，密苏里大学1875年开始培训社论写作。

[3]Boorstin,Daniel J. (1978) The Republic of Technology:Reflections of Our Future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我们注意到，二战以后英国新兴“红砖”大学和理工学院都陆续开办新闻传播课程，在德国、荷兰甚至北欧亦复如此，这些都是美国回头影响欧洲大学课程的例证。

[4] Carey, James (2000) “Personalnotes on U.S.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 1(1): 13-17. 至今还有人质疑新闻是不是“专业”。我们认为新闻虽然没有特殊的理论知识，但它服膺“公共服务”的原则，是个“准专业”(semi-profession)。这个问题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不赘。

[5] Frohlich, Romy and Holtz-Bacha, Christina(2003) (Eds.), Journalism Education in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n InternationalComparison, pp. 209-236,237-253. NJ: Hampton Press.

[6]例如，西班牙第一批新闻学院成立于1920年代，仿效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模式 （见同上， pp. 21-48）。1940年代加拿大第一批新闻学院也是沿袭哥伦比亚课程[见Johansen, Peter, Weaver,David, and Dornan, Christopher (2001)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 Not Merely Clones.” JournalismStudies, 2 (4): 469-83]，但许多加拿大报人强调老式的“边做边学”，新闻教育仍边缘战斗。

[7]Liu,Kwang-Ching (1960) “Early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 (1): 71-78. 另见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史》，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页355。

[8] 1930年代，新闻课程是燕京大学最受欢迎的，见Stuart, John Leighton (1954) Fifty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P. 70。据报道，1943年超过2000名学生竞争70个招生名额，见 Liang, Hubert S. (1946) “Record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ts Future Need,” JournalismQuarterly, 23 (1): 69-72. P. 69。

[9]胡适译Pragmatism为实用主义，取其美国背景的原意，告别欧洲的绝对主义，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结果，不尚蹈空的玄论。但中文“实用”每有“投机”、“无原则”的贬义。或译“务实主义”、“实效主义”和 “实践主义”。对比于毛泽东的绝对意识形态挂帅，邓小平“白猫黑猫论”与“实用主义”的俗意曲径通幽，但在维护自由民主的原则上两者有天壤之别。

[10] Shih, Shu-mei (2001) The Lure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 191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 Wagner, Rudolf (1995) “The Role of the Foreign Community in theChinese Public Sphere,” China Quarterly, 142 (June): 423-443. P. 441.

[12] Gallagher, John and Robinson, Ronald (1953) “The Imperialism of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51 (1): 1-15.

[13] Britton, RoswellS. (1933)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 Shanghai: Kelly &Walsh. P. 131.

[14]转述自Chao,Thomas Ming-Heng (1931) The Foreign Pressin China. Shanghai: China Instituteof Pacific Relations. P. i.

[15] Colquhoun, Archibald (1906) “The Chinese Press of Today,” North American Review, 182: 97-104. P.104.

[16] Chao, Thomas Ming-Heng (1931)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 .P. 57.

[17]同上，页32.

[18] China Weekly Review (1927) “ Japan ’s subsidized Press in China ,” 42 (10): 242.

[19]Glass, Frank(1922) “News Situation in China and Korea ,”in Walter Williams (1922) (Ed) The PressCongress of the World Bulletin. Columbia, MO:E. W. Stephens. P7. From Walter Williams, Papers, folder 26, WHMC- Columbia.

[20] May, Ernest (1968) AmericanImperialism: a speculative essay. New York: Atheneum.

[21] Rogers, Walter Stowell (1925) “International News Communic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Bulletin, 26 (27), Journalism Series, no. 36: 39-45.

[22]同上。

[23] Sokolsky, George (1919) “Foreign Press,” manuscript collected in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George Sokolsky, Papers, 125.

[24]引自Rozanski,Mordechai (1974) The Role of AmericanJournalist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00-1925. Ph.D.diss. 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P.313.

[25] Rand, Peter (1990) ‘A Quixotic Adventure: The American Press in China , 1900-1950,’ in Chin-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 :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and Journalism, pp. 202-215.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Pp.204-5.

[26] Rozanski, Mordechai (1974) TheRole of American Journalist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00-1925.

[27] C hina Weekly Review，July 5,1930, p.168。

[28] Chao, Thomas Ming-Heng (1931)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 .P. 64.

[29] White, J. D. (1935) “Chinese Press goes American,” Editor and Publisher, April, p.20.

[30] Nash, Vernon(1931) “Chinese Journalism in 1931,”Journalism Quarterly 8:446-452. P. 450.

[31] Sun, J. C. (1935) “New Trends in the Chinese Press,” Pacific Affairs, 8, 1: 56-65.

[32] Liu, Kwang-Ching (1960) “Early ChristianColleges in China .”

[33] Pott, F. L. Hawks (1913) TheEmergency in China . New York: The Methodist Book Concern. P. 164.

[34] Stuart, John Leighton (1954) Fifty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P. 69.

[35]同上，页70。

[36] Nash, Vernon (1934b) “Concerning the Best Location in China for aSchool of Journalism,” a manuscript sent to Walter Williams, in Sara Williams,Papers, folder 1079, WHMC- Columbia.

[37] Nash, Vernon (1934a) “Yenching University,Peiping,” North China Star, March27, pp. 6-9.

[38] Nash, Vernon(1934b), P. 6-8. Yenta Journalism News(1931) “Many Distinguished Visitors to Peiping Are Department Guests,” Yenta Journalism News, December: p. 3.

[39] Gans, Herbert J. (1979)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Pantheon. Pp. 42-52.

[40]转引自Gans,Herbert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P. 204.

[41] Hardt, Hanno (1992) Critical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History & Theory in America . New York: Routledge. Pp.31-76.

[42] Williams, Walter (1928) “A New Journalism in a New Far East,”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Bulletin 29 (45), JournalismSeries, no. 52. pp. 12-13.

[43]转载自Williams, Sara (1936a). Untitled manuscript sent to Editor andPublisher, May 19,. In Sara Williams,Papers, folder 1072, WHMC-Columbia.

[44] Lamberton, Mary (1955) St. John’s University,Shanghai. New York: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

[45] Columbia Missourian (1922) “Maurice Votaw ToTeach Journalism in Orient,” August 9，p. 2.

[46] Nash, Vernon(1932) “Historical Statement Concerning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of Yeching University,Peiping, China ,” a manuscript draft, inWHMC, C 2533, Sara Williams, folder (1079).

[47] 除了美国的全局利益，资助中国新闻教育也对美国报纸有益。《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相信它将“帮助美国编辑及时获取（来自中国）的新闻”（1929年3月29日，第4版）。约翰·弗古森(John Ferguson)是上海受欢迎的中文日报《新闻报》老板，也将新闻教育视作一条有效地训练记者、进而帮助报纸适应市场竞争的途径。

[48] Kansas City Journal-Post (1928) “Missourito China ,”from Burrelle’s Press Clipping Bureau, March 22, 1928. In Sara Williams, Papers, folder 1072,WHMC-Columbia.

[49] Missouri Alumnus (1928) “Missourians to Support Yenching School,” May, 16 (9): p. 1.

[50] Moy, E. K. (1929) “A Schoolof Journalism for China in Peiping,” China Weekly Review, 48 (12): 519-524. P.524.

[51] Columbia Missourian，1929年3月23日，第7版。Nash, Vernon(1932) “Historical Statement Concerning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ofYenching University, Peiping, China,” unpublished manuscript, in WHMC, SaraWilliams (C 2533), folder 1079.

[52] Powell, John B. (1946) “MissouriAuthors and Journalists in the Orient,” Missouri Historical Review, XLI (1): 45-55. Lau,Wei-San (1949) The Universityof Missouri and Journalism of China . B. J. thesis, Universityof Missouri at Columbia. 马光仁：《中美新闻界友好交往的先驱：简介美国著名新闻学家威廉博士五次访华》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2005年9月。

[53] Ellard, Roscoe (1936) (Ed.)“In Memoriam Walter Williams: 1864-1935,” TheUniversity of MissouriBulletin 37 (5), Journalism Series, no. 75: 75-77. 密苏里新闻学院第一个中国毕业生黄宪昭，后来是中国新闻教育发展重要的推动者，给他的第一个儿子命名Walter Williams Wong。见

Missouri Alumnus(1928) “Dean and Mrs. Williams Visit Alumni in Far East,”October 1928, 17 (1): 37.

[54] Farrar, Ronald (1998) A Creedfor My Profession: Walter Williams, Journalist to the World. 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55] American Consular Service (1909) “Letter to Walter Williams, July30, 1909, Misc. No. 4385,” in SaraWilliams, Papers, folder 28, Western Historical Manuscript Collection-Columbia,MO (WHMC-Columbia).

[56] Williams, Walter (1914) KahnFoundation for the Foreign Travel of American Teachers. Reports, Vol. III,No.1. New York,1914. I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Records, C:1/12/2 Box 5 series 3/fold #7.

[57]《申报》，1914年4月1日，第2版。

[58]马光仁：《中美新闻界友好交往的先驱：简介美国著名新闻学家威廉博士五次访华》。

[59] Williams, Walter (1928) “ANew Journalism in a New Far East.”

[60]包括John Powell, Irene Fisher, Horace Felton, Don Patterson, HaydenNichols，NormanUlbright，Louise Wilson，Morris James Harris，Margaret Woods, Victor Keen，Henry Misselwitz, John RippeyMorris，Edgar Snow,James White, Francis W. Gapp, Karl Espilund 和 Hugh Crumpler。见

Powell, John B. (1946) ‘Missouri Authors and Journalists in the Orient,” Missouri Historical Review, XLI (1): 45-55. P.52.

[61]Missourian Alumnus, 1928年5月，第1版。

[62] Missourian Alumnus，1930年6月14日，第4版；《燕大报务之声》，1930年6月，第5版。

[63] Moy, E. K. (1929) “A Schoolof Journalism for China in Peiping.” 《燕大新闻》，1930年6月，第5版。

[64]刘豁轩：《燕大的报学教育》。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1940年，页32-33。

[65]借鉴密苏里的教案，1930年燕京的课程包括：新闻学概论、新闻写作、新闻采集、写作和编辑、专题写作、报纸通信、报纸资料、社论专栏、新闻历史和原则、新闻研究、出版的商业原理和动机、广告原理（燕大新闻系，1931年，页3）。

[66] Wang, Charles C. S. (1931) “ China Holds its First Journalism Week,” China Weekly Review, 56 (7): 230, 238.

[67]Columbia Missourian，1928年4月3日，第3版。

[68]申报：《上海私立申报函授学校概况》，1835年。

[69]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原载《教育杂志》1930年12月号，重印于《谢六逸文集》北京商务，1995年，页271－285。

[70] Yenta Journalism News (1931) “Many Distinguished Visitors toPeiping Are Department Guests,” YentaJournalism News, December，p. 3. MacKinnon, Stephen(1997)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Modern China , 23 (1): 3-32.

[71]成舍我：《我所理想的新闻教育》，《报学季刊》，1卷3期，1935年，页105－115。

[72]戈公振：《中国报业史》，上海商务，1928年，页259。

[73]戈公振：《中国报业史》，页260。

[74]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75] Heikkila, Heikki and KuneliusRisto (1996) “Public Journalism and Its Problems,” Javnost- The Public, 3 (3): 81-95.

[76]晨报：《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1922年 2月14日，第三版。

[77]蔡元培：《序》，徐宝璜《新闻学》上海商务，1919年。

[78]《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2月20日。

[79]《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15日，第1版。

[80]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页277。

[81]胡适：《致高一涵（稿），1924年9月8日》，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258。

[82] Lin, Yutang (1936)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41.

[83]同上。

[84]访问丁淦林教授，2007年4月27日。

[85]徐宝璜：《新闻学》。

[86]戈公振：《中国报业史》。

[87] Tong, Hollington K. (1950) Dateline China :The Beginning of China ’sPres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 New York: RockportPress. P. 3.

[88]西方报业在追求市场利润的过程中形成多元独立报道的风格，但张季鸾维持传统儒家轻财重义的作风，认为报纸言论独立来自知识分子的良心。见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页67-68。

[89]密大内部收藏一封信，透露哥大曾要求密大招收哥大无法招收的中国学生，但为密大所婉拒。

[90]有些中国学生先在密苏里获得学士学位，后在从哥伦比亚攻读硕士学位。又，二战期间，哥伦比亚协助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和中央政治学校创办新闻专修班。

[91] Kuhn, Thomas (1962) The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2] Merrill, John (2005) “Fifty Years of Beating the Same Drum,” Media Ethics, Spring 2005 (16: 2): 9-22.

[93] Wang, Y. P. (1924) 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 49. 汪英宾指出，当时少数报界保守分子怀疑用英文授课难在中文为主的大学推广新闻教育，也不适合中国本土报业的需要。

[94] Chang, Chi-luan (1936) “ China ’sChairman to Foundation’s Head: Mr. Chang Chi-luan Expresses Appreciation inLetter to Dean Frank L. Martin,” in Sara Williams, Papers, WHMC-Columbia.原信为英文。

[95] Liang,Hubert S. (1946) “Record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ts Future Need,” Journalism Quarterly, 23 (1): 69-72.P.70.

[96] Rogers, EverettM. (1994),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aoch. New York: Free Press.

[97]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北京三联，2002，页210-215。

[98]《申报》1921年12月9日，第2版。

[99] Missouri School of Journalism (1931) “Presentation of Stone Lionsfrom China and Visit of Dr. C.C. Wu, Minist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School of Journalism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Bulletin, Journalism Series, no. 64.P.18.

[100] Nash, Vernon(1931) “Chinese Journalism in 1931,” p. 451.

[101]刘豁轩：《燕大的报学教育》，1940年，页27。

[102]《燕大新闻》1931年12月，第1版。

[103] Wong, Hin (1932) ‘Letter toWalter Williams on October 12, 1932,’ in Sara Williams, Papers, folder 1084,WHMC-Columbia.

[104]Williams, Sara (1936b)“Concerning Yenching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in 1936,” in SaraWilliams, Papers, folder 1072, WHMC-Columbia.

[105]刘豁轩：《燕大的报学教育》，页27-28。

[106]North China Star,1936年6月26日，第4版；原文英文。

[107] Liang, Hubert S. (1946)“Record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ts Future Need,” p. 71.

[108] Wong, Hin (1933) “Letter to Walter Williams on June 22, 1933,” inSara Williams, Papers, folder 1084, WHMC-Columbia.

[109]《燕京新闻》，1936年4月24日，第1版。

[110] Ma, Shin-ye (1939) “ China ,”Journalism Quarterly, 16 (4):393-394. P. 394.

[111] Nash, Vernon(1934b) “Concerning the Best Location in China for a School of Journalism.” Ma, Yin-Liang (1937) 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ress. Shanghai:Shun Pao Daily News.

[112]《燕京新闻》，1936年4月24日。

[113] Nash, Vernon (1934b) “Concerning theBest Location in China for aSchool of Journalism.”

[114] Williams, Sara (1936b) “Concerning Yenching University’s Departmentof Journalism in 1936.”

[115] Nash, Vernon (1934b) “Concerning theBest Location in China for aSchool of Journalism.”

[116] Reese, Stephen (1999) “Progressive Potential of JournalismEducation: Recasting the Academic vs. Professional Debat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4 (4): 70-94. Reese, Stephen and Cohen, Jeremy (2000) “Educating forJournalism: The Professionalism of Scholarship,” Journalism Studies, 1 (2): 213-217.

[117] Chao, Thomas Ming-Heng (1931)The Foreign Press in China .P. 16-17.

[118]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页212-215。

[119]二战结束后，许多老报人解甲复员，他们拿退伍军人补助回大学攻读学位，学成到新闻学院任教，陆续引进宣传、民意等社会科学课程，然后逐渐发展出和新闻有关的传播课程。我们对美国传播史的理解迥异于Rogers (1994),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但此处不能细论。

[120] Weinberg, Steve (2007) A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Missouri Journalism School, 1908-2008.Unpublished manuscript.

[121] Merrill, John (2005) “Fifty Years of Beating the Same D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