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主要代表文士有孙绰和许询、陶渊明、王羲之、王献之、谢安、顾恺之、袁弘、卢谌、温峤、庾阐、曹毗、袁弘、孙盛、习凿齿、苏蕙和王珣等。其中，文学以陶渊明为杰出代表，书法、绘画分别以王羲之父子、顾恺之为典范。自古以来，文学和书法、绘画难以分割，擅长书法、绘画的文士经常也会进行文学创作。要想准确了解东晋文士生活方式对文学产生的具体影响，既要紧紧依靠擅长文学的文士及其创作，也无法脱离书法和绘画领域的文士。这样，才能得出一个较为公允而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选取各类生活方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士及其创作，以阐释东晋文士不同的生活方式对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1、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
谈起辞官归隐，必然绕不过东晋最为杰出的文学家、田园诗歌的代表——陶渊明，正如前文所说，辞官归隐作为当时一种常见的文士生活方式，并非陶渊明所独有，很多有名的人物，比如王羲之、孙绰、许询等都曾有过归隐的生活。这里不妨以陶渊明为例谈一谈。
（1）陶渊明其人
陶渊明，亦称陶潜（晚年更名为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今江西省九江（东晋时称浔阳柴桑）人。关于陶渊明的生卒年，学术界历来存有异议。有学者根据《宋书·隐逸传》（南朝·沈约著作），认为陶渊明生于公元三百六十五年；也有学者从陶渊明诗歌中寻求论据，得出陶翁生于公元三百五十二年。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有名的战将陶侃，文武双全而人格高尚；陶渊明小时丧父，寄居于外祖父孟嘉家里，孟嘉是当时的名仕，尤爱喝酒，藏书颇丰，对陶渊明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陶渊明作为我国著名的田园诗人、隐士，也是东晋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典范。陶渊明一生的大致经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九岁以前，主要是读书生涯；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入世为官生涯；四十一岁之后，躬耕田园生涯。《五柳先生传》较好地概括了陶渊明主要的生活境况与人生追求，成为诗人自己的人生写照之一。在国人眼中，提起陶渊明，总绕不过“菊花”、“酒”、“孤云”一类词，这些词几乎成为他的代名词。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把“菊花”吟成了自身的写照，谱写出一曲隐士永恒的诗；“性嗜酒”、“少饮辄醉”、“曾不恋情去留”，酒是陶渊明永恒的朋友，也是陶渊明鲜明性格的描绘；“万物各有托，孤云独无依”，独身一人、遨游高空的孤云，既是诗人一生孤独无助、无人解怀的悲歌吟唱，也是陶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精神的高贵书写。我们基本很难从陶渊明的一生找出辉煌腾达的时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独立人格，促使诗人几度辞官，终归田园。陶渊明去世之后，曾数次拜访过他的颜延之为他做了《陶征士诔》，其中，“畏荣好古，薄身厚志”当为陶翁一生的真实写照与高度概括。
（2）陶渊明归隐之作
有宋一代文豪苏东坡曾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一文中，盛赞陶渊明：“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虽说李白、杜甫比不上陶渊明这一论点有待商榷，但总体上较为公允地评价了陶诗的大致风貌。前代不乏有人喜爱陶翁、倡导陶诗，但影响皆不及苏东坡。自苏轼公开倡导陶诗，使陶诗渐渐进入世人的眼球，经历时间的洗练之后，终于获得应有的文史地位。那么，陶渊明作为东晋有名的隐士与中国首位成就很大的田园诗人，他的文士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对他田园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我们须探讨的一大命题。
纵观陶渊明一生所作，既有四言、五言诗，也有辞赋、记传赞述和祭文，其中四言诗和五言诗篇目较多，辞赋和记传赞述类的文章也不乏名篇。较为有名的诗歌有《归园田居》（5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饮酒二十首》，《责子》，《拟古九首》和《杂诗十二首》等；辞赋有《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并序》和《归去来兮辞并序》；记传赞述类文章有《桃花源记并诗》和《五柳先生传》等。陶渊明的这些作品，与陶渊明一生的写照紧密相连，比如《五柳先生传》就很好的将自身“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性嗜酒”，“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宁静致远的品格很好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通过读这一篇辞赋，读者仿佛看到了一个贫困但风骨依然的东晋文士之精、气、神在闪闪发光。我们既能感受到诗人“不为五斗米折腰折腰”的铮铮傲骨，与享受归隐生活的恬淡自然，同时也无法避免地认识到归隐生活的艰辛。正是因为归隐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惬意，少不了为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而奔波，因此，诗人热衷于归隐的淡泊名利的心境才越发令人敬仰。
2、淡泊明志、辞官归隐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
东晋文士所采取的的这种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对当时乃至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中是长久存在的，后代文人每每在困境之中，就会不自觉地想起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辞官之隐士，效仿之，并以此标榜自我。东晋文士的淡泊名利、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士独到的精、气、神影响着文学的风骨
东晋文士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与世无争，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人”本身，而非外在名与誉的追求，其深层次展现出来的是文士独到的精神、气质与神韵，这必然会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气”就是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血气，精神血气的阳刚或是柔弱都会在文章之中表现出来，并且这种精神血气并不会由于后天的改变而改变（具有相对稳定性）。这就是说，东晋文士采取辞官归隐的做法，很多不是一时之冲动做出来的秀，而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心想静心远世的追求；这种淡泊明志本身的真实性，导致他们在文中的情感也是几乎真实的（不乏少数文学作品虚构的可能）。因此，东晋文士辞官归隐对文学带来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文士本身的精神血气给文学创作的风骨注入了一股新的血液，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淡薄无争的气质与神韵。比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节选）：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扶孤松而盘垣。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诗人将回归田园、远离官场的喜悦，用朗朗上口的诗文表现出来，堪称是我国文学史上表达辞官归隐思想的典范之作。诗人在第一段表明辞官归隐，回到阔别已久的田园才是心的向往，旅途似乎因此显得格外的顺人心意，小船顺流而下，诗人衣袂飘扬。在晨光到来的那一刻，诗人满怀愉悦地向路人询问前路为何方，恨不能眨眼间就回到家中。第二、三段写归家后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与人生感悟。整篇辞赋以和谐的韵律谱写了一篇一气呵成的归隐之歌，不难品味出陶渊明藏在这些唯美的语句之下的独特的精、气、神：那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态度的抉择，一种中华文化孕育下的文人风骨的生动体现。这样的精神血气并非仅此一篇而已，在很多著作中都或隐或现的存在着，陶渊明的《饮酒》组诗二十首便是明证之一。
（2）为文学创作添加了一种冲淡自然的文风
文风即文学的风格，是指从诸多文学作品中提炼出来的具有共性特征的文学风貌。东晋文士淡泊名利、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还对文学风格产生影响。这一点与文士归隐所体现之精、气、神影响文学风骨，是一脉相承的。东晋时期，归隐不是二三人特立独行的行为，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这股潮流表现在文学内部，即影响其风骨；表现在文学外部，即形成一种恬淡的文风。刘师培《中国中国文学史讲义》提到：

晋人文学，其特长处，非为析理已也。大抵南朝之文，其佳者必含隐秀，然开其端者，实为晋文。又出语必隽，恒在自然，此晋文所特擅。
东晋之诗，其清俊之篇……自陶渊明起，乃合嵇、阮之长。

明确指出了东晋文风中存在的自然清俊的特点。以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三》为例：
归园田居（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歌以亲近自然的姿态，将诗人劳作的画面与途中所见所感展现出来，使人读之仿佛亲临南山之下，与诗人一起劳作，一起经历了一个普通农民的耕种生活。整首诗歌自然平淡，看似无奇，读来却令人于平淡之中见真理。
二、山水游处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1、山水游处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
东晋时期，山水游处是文士热衷活动之一，放纵于山水从山水中获得心灵的洗涤，是文士游山玩水的主要目的。谈到山水游处，必然绕不过历史上有名的兰亭集会的主要人物——王羲之。
（1） 王羲之其人
据《晋书·王羲之本传》记载，王羲之出生在东晋时期赫赫有名的琅琊王氏这江左第一大族的家庭里。年幼时沉默木讷，未引起大人的注意，到了青少年时期，才开始展露锋芒，成为王氏家族的佼佼者。王羲之在年仅十三岁时就得到周顗的慧眼赏识，使王羲之受人关注。后王羲之深受其两位伯父——王敦、王导——的器重。据《晋书·王羲之本传》记载，王羲之年轻时，担任王敦主薄的阮裕深负盛名，而王敦对王羲之说:“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王导几次三番要授予王羲之官职，为他的仕途热心安排。《世说新语》中赏誉七十二、八十、一百，品藻三十、四十七、八十五，容止三十等篇都是时人对其赞誉的记载，他的书法在其年轻时已备受赞誉。王羲之出众的才华及其备受当时名士赏识器重，已为他的仕途的辉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羲之被授予的第一个官职是秘书郎。这只是一个六品的闲官，是晋宋时期门阀士族青年初选之职，也可以选著作郎一职。一般只须任职十来天便可升迁到其他岗位。秘书郎主要任务是负责整理、校对宫中的图书，兼管宫中禁书，工作十分轻松简单。王羲之当完十多天的秘书郎后，便升迁为会稽王友。而这也是个六品的清闲官职，主要是与年幼的会稽王作伴为友并陪同学习，并在王府里接待宾客，安排游宴等事宜。之后王羲之转任临川太守（位于今江西省临川县西），因此被称为“王临川”。这可谓是王羲之一生官场上担任的第一个较为正式的职位。临川在当时属于偏远之地，远离北方战乱，可谓是一处世外桃源之地。王羲之担任的便是这样的一地方小官。不久，王羲之又由临川太守改任吴兴太守（位于今浙江湖州市），亦是地方小官，可谓同级调动罢了。到了而立之年时，王羲之应征西将军庾亮的邀请，任征西参军，累迁长史，在武昌。当时同在征西幕下的还有王羲之的从弟王胡之、王兴之，好友范汪、孙盛、孙绰、庾翼、孟嘉、殷浩等人。据《世说新语·容止》记载，王羲之在这段日子里曾与殷浩、王胡之以及庾亮等人登上南楼理咏，众人相聚在一起工作、生活，日子可谓过得其乐融融，相处愉快。此时，王导升任丞相，有意安排王羲之进京为官，然而王羲之拒绝。《晋书·王羲之传》亦有记载，王羲之在回复殷浩的书信中说道:“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
后王羲之辞官，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他与东土士人一道游山玩水，服食采药，“游遍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四处游历，欣然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游玩归来，还可以修植桑果，游观品尝。教育子孙，尽享天伦之乐。时而还与好友亲朋共欢宴畅饮。在写给谢万的书信中，向好友谢万叙说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形，字里行间充满着无限的轻松、惬意之情。还在书信中感叹道:“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1]王羲之虔诚信奉五斗米道，所以更增强了辞世遁隐的急切之心。
（2）王羲之山水游处之作
王羲之初到江浙,看到会稽郡境内的秀丽山水,甚是喜欢和迷恋,并萌生了在会稽终老的心愿。辞官后,他开始游山玩水,和其他文士一起过着亲近自然山水的云游生活，穷诸名山，泛沧海,发自内心地感叹“我卒当以乐死”、“老夫志愿尽于此也.”[2]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提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都是描绘会稽郡山水的秀丽和唯美。会稽地区附近山水众多，且风光旖旎。王羲之在任会稽内史期间，频繁出游，而且甚得其乐。从他遗留下的笔迹里，便有他写自己游览永宁县的记录:“永宁县界，海中有松门。西岸及屿上皆生松，故名松门。”[3](王羲之《游四郡记》)王羲之的挚友周抚在益州担任刺史，常与羲之书信往来，在信中向王羲之称赞描绘蜀中山水之瑰丽雄奇，惹得王羲之神往不已，他在给周抚的回信中竟说:“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4]汉代扬雄所著的《蜀都赋》，鸿篇巨制，极言蜀地山形势物产之丰美。晋代的左思著《三都赋》，描绘魏都洛阳、蜀都成都、吴都建康的名物形胜之富丽。左思构思十年才写出此赋，当时贵族子弟竞相传抄，甚至导致洛阳纸贵，传为佳话。然而王羲之竟说这两篇赋对蜀地山水的描述都不如周抚在别疏里的描绘来得更完备生动。这番话一方面是对好友周抚的文笔的赞美之辞，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王羲之对蜀地富丽丰美的山水之充分的肯定与强烈的喜爱之情。于是他接着便写道:“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迟此期，真以日为岁……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5]曹丕以写文章为“不朽之盛事”，而王羲之却认为游览名山大川也是一件“不朽之盛事”。足以看出其对游览山水的重视与热爱之心。蜀地一游是王羲之长久以来心驰神往之事，在其晚年亦是为此事朝思暮念，度日如年，在与周抚的书信中反复提及:“知彼清宴岁丰，又所出有无乡故是名处，且山川形势乃尔，何可以不游目？”[6]；“以尔要欲一游目汶岭，非复常言。足下但当保护，以俟此期，勿谓虚言。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7]王羲之在写给另一好友谢安的书信中也忍不住向谢安说起这一胜地:“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雹。碑板之所闻，昆仑之伯仲也。”[8]认为峨眉山与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具有“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的昆仑山不分伯仲，不相上下。欣羡之情，跃然纸上。然而直至王羲之去世，却终究未能成行。此事可谓是王羲之终其一生之一大憾事。
当然，王羲之以书法闻名于后世，除了少数如《兰亭集序》这样著名的作品，流传后世的山水游处之作并不是很多。

[1] 刘茂辰、刘洪、刘杏.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10.
[2] [唐]房玄龄等.晋书.王羲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01.
[3] 刘茂辰、刘洪、刘杏.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16.
[4] 刘茂辰、刘洪、刘杏.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94.
[5] 刘茂辰、刘洪、刘杏.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94.
[6] 刘茂辰、刘洪、刘杏.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94.
[7] 刘茂辰、刘洪、刘杏.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95.
[8] 刘茂辰、刘洪、刘杏.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M].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