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清政府派遣了大批官费留日学生，培养大量具备西学知识结构的新式人才，希望仿效日本进行变革。与此同时，不少有识之士亦自费来到日本留学，欲“师夷长技以制夷”，振兴中华。1901年，《国民报》即在此背景下创刊于日本东京。

《国民报》由留学日本的秦力山、沈翔云、戢元丞、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王宠惠、张继等人创办，名为报纸，实乃月刊性质，每月10日固定出版，设社说、时论、丛谈、纪事、来文、外论、译编、答问8个栏目，办刊宗旨是“冀明我国民当任之责，振我同胞爱国之心”。《国民报》刊载的文章，鞭笞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及媚外卖国政策，批判保皇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倡导建立民主共和政权，提醒民众不要对清王朝心存幻想，而要依靠自己的觉醒和反抗来拯救中国。由于文章主题和内容的政治敏感性，作者一般均未署名，但大都出自秦力山、戢元丞等人之手。《国民报》的发行对象以国内民众为主，其中每期向近代经济和文化中心上海地区发行2000余份，再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环境，陆续向内地散发。由于《国民报》刊载的文章措辞激昂，革命倾向非常明显，为了避免清政府驻日公使的干涉和阻挠，遂以出生在香港而寓居日本东京的冯镜如的英文名Kingsell（经塞尔）为发行人。

《国民报》的出版经费，全由主办人自筹，后因经费不足，出版4期后，即于同年8月10日停刊。1904年6月，旅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又将该报诸期汇编为《国民报汇编》，由民族丛书社出版发行。

由于国内敏感紧张的政治气氛，不少进步革命报刊被清政府查封，幸存的革命报刊为了规避，只能曲笔表述，而不能畅所欲言。在国外创刊的《国民报》，则大胆地向国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广泛传播自由民主学说，鼓舞民众要摈弃长期以来形成的封建奴化思想，要敢于争取自由民主权利，敢做国家的主人。

《国民报》刊发的文章，主要通过宣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学说来警醒民众，从而提振民众的独立精神。如刊载于创刊号的《叙例》：“中国之无国民也久矣！驯服于二千年专制政体之下，习为佣役，习为奴隶，始而放弃其人权，继而自忘其国土，终乃地割国危，而其民几至无所附属。”希望创办此报能“唤起国民之精神，讲求国民之义务”，最终“民智渐奋”，“享西国国民所享之人权也”。这段大胆直白而又充满鼓动性的言辞，旨在鼓舞民众抛弃封建奴役思想，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奋起反抗封建专制体制，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再如创刊号“社说”栏目刊发的《原国》：“故吾民苟立国则已，再不立国，则今日之惨，犹不为甚。他日者，四万万之民，必将散之于西比利亚，散之于阿非利加，散之于澳大利亚。且所至之地，土人得而窘逐之，白人得而践踏之，而所谓中国者，永无中国人之足迹，而所谓中国人者，地球上永无容身之地。”在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如不觉醒自救，必将亡国亡种！第二期“社说”栏目刊发的《说国民》：“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而国民尚独立。此奴隶与国民之别也。”该文同样鼓励国民摆脱封建奴役，树立自由独立的精神。此外，第一期“丛谈”栏目刊发的《民权》《自由不死》及第三期“丛谈”栏目刊发的《自由之民》等文章，表现的都是这一主题。

对保皇派的驳斥，是《国民报》刊文的另一主题。如章太炎的《正仇满论》，抨击了保皇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谬论，指出革命并非因为仇满，而是因为中国到了不得不革命的地步。因此，“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国民报》还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及外国时局动态推介给国内民众，如《俄国政体》《美国独立檄文》《俄国之社会》《欧洲各国君主之危机》及《俄罗斯学生暴动》等文章，以开启国人视野，增强国人对西方体制与法治的认识。

文辞大胆激烈，极富鼓动性和革命斗争性，是《国民报》的突出特色。如第二期“时论”栏目刊文称：“凡国之所以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者，必赖千百志士不畏艰难以肩巨任，杀身以易民权，流血以购自由，前仆后兴，死亡相继，始能扫荡专制之政治，恢复天赋之权利。此今日民权之世界所由来也。”第四期“社说”刊文称：“吾知非一大杀戮，则奴隶之根永不能除，而身家之念终不能亡。天下断未有新旧杂糅而可与言国也。”

《国民报》停刊后，受其影响，在日本东京的留学生又创办了几份革命刊物。“日本东京，我国留学生最盛之地也，辛丑之交，言革命者始作《国民报》，发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学界视如瑰宝，争趋响之。继之者有《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等杂志，皆与《国民报》言论相上下。”上述三种刊物均于1903年创办于日本东京，其办刊宗旨、刊文主题与《国民报》几无二致。

1902年春，戢元丞回到上海，同年12月创办《大陆报》，仍旗帜鲜明地鼓吹革命，批判保皇党，主笔者多为原《国民报》的秦力山、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人，可视为《国民报》改名后的延续。《大陆报》在上海坚持出版3年之久。

《国民报》“大倡革命仇满学说，措辞激昂，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作为留日学界最早的革命报刊，它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作了舆论上的准备，促使一批爱国志士由改良向革命转变，为鼓动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投入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