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史学月刊》2022年第9期

1492年8月3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率领船员寻找前往东方的新航路。10月11日，他们发现了陆地，并于次日凌晨登陆。哥伦布至死都认为自己找到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1492年10月12日所登上的这个小岛是日本群岛附近众多岛屿之一。然而，随着对这片土地认识的深入，人们发现这并非东方。意大利探险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指出这是一个新世界。1507年出版的《宇宙学导论》为纪念韦斯普奇，将这片大陆命名为“亚美利哥之地”（Land of Amerigo），或“亚美利加”（America）。至此，人们认识到哥伦布发现的并非东方新航路，而是一个新的大陆。1492年的这一事件在世界历史叙述中被凸显为“1492年发现新大陆”，甚至成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当人们认识到哥伦布“发现”的陆地为新大陆时，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这些生活在新大陆的原住民起源何处？自中世纪以来，《圣经》被视为唯一的权威，同时也被看作是一部真正的世界历史，它囊括了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所有知识。据《旧约·创世纪》记载，世界上生活的一切生物都是大洪水后幸存下来的，世界上的所有居民都是诺亚的子孙。但是在《圣经》中，并没有关于这个新大陆的任何记载，因此，对于美洲人起源的解释直接关系到以《圣经》为基础的诺亚谱系的真实性。美洲人起源何处？他们是诺亚的子孙吗？近代早期许多学者从各自立场出发曾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

有关近代早期美洲人起源的探讨，在西方学界成果宏富，主要可分为三类。一类集中于近代早期人文主义学者如何研究美洲人起源，他们主要关注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人文主义学者如何通过研究美洲人起源为本国殖民美洲寻找合法性。一类则主要关注美洲异域知识与近代思想及学术转型之间的关系，即美洲人起源问题如何推动《圣经》批判的兴起。除此以外，受后殖民思潮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者开始思考近代欧洲学者如何描绘美洲，塑造“他者”。这一热潮也影响了中国学界，如王晓德系统研究了启蒙哲人对美洲人的认识。

一个时代的史学受这个时代人们的世界观与历史观所支配，因此每个时代有其特有的史学传统，美洲人起源研究也不例外。对美洲人起源的研究深受当时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影响。之前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多为研究美洲人起源的近代学者们，本文并非单纯梳理近代美洲人起源的研究成果，而是希望将这一问题放在思想史脉络中，探讨这些讨论背后所反映的近代世界观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美洲人起源的讨论并非只存在于15—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仍有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有所研究，但研究方法已经大不相同。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前后研究方法，折射世界观转变后近代历史意识的变迁。

一、古典知识传统的美洲人起源研究

受基督教影响，中世纪以来《圣经》成为世人认识世界的最高权威。欧洲人认为，上帝已经把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知识写在了《圣经》中，关于祖先是谁这一问题，《圣经》中已经有了答案，即现存世界的所有民族都是大洪水后诺亚的子孙。这一观点反映在当时许多作品之中，如风靡一时的《曼德维尔游记》便秉持这一观念，将阿拉伯人、欧洲人和亚洲鞑靼人视为诺亚三子闪、雅弗和含的后代。新大陆的发现，促使时人开始思考，这些居住在新大陆的原住民从何而来？他们如何从遥远的希奈尔来到这片土地上？由于受基督教观念所支配，人们仍然相信《圣经》是一部真正的世界历史，这块新大陆的原住民自然也是诺亚的子孙。在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古典文献被重新发掘，一些学者开始从古典作家的记载中寻找美洲人的蛛丝马迹，并基于此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看似多元，实则都是在《圣经》所构建的诺亚谱系中寻找答案。

据李·哈德斯顿研究，有关新世界原住民起源的辩论始于1535年。当时的宫廷人文主义学者贡萨洛·奥维多（Gonzalo Oviedo）出版了《西印度的通史与自然史》一书。奥维多曾在加勒比地区任殖民官员，搜集了许多关于美洲人的资料，后来他仿效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写作该书。奥维多在书中讨论了印第安人的起源，他从亚里士多德的一段关于迦太基商人的描述中找到了美洲人起源迦太基的证据。亚里士多德提到曾有迦太基商人在大西洋上航行，并越过“赫拉克勒斯之柱”到达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岛屿。奥维多以此认定该岛屿便是古巴或者新西班牙，认为早在哥伦布之前迦太基人便已经到达了美洲。虽然奥维多解决了谁最先发现美洲的问题，但是他也不能确定这些土著就是迦太基商人的后裔，因为毕竟在亚里士多德记载中那些回到迦太基的商人都被处死了。于是奥维多提出了另一个假设来解决美洲人起源的问题。奧维多借助希腊化时代的作家巴罗斯苏斯（Berosus）的记载，指出早在公元前1658年古西班牙人便发现了美洲，并移民于此，统治了这块地方。上帝只不过通过哥伦布这一中介使西印度重新回到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奥维多的观点一经抛出，在当时便引起轩然大波。其中以哥伦布之子费尔南德·哥伦布（Fernando Columbu）为代表，坚持认为哥伦布最先发现新世界，奥维多的观点是对哥伦布的污蔑。即便如此，奥维多所提出的美洲西班牙起源说反而流行开来，瓦内加斯（Alejo Vanegas de Bustos）、科丘拉（Vicente Palatino de Curzola）等学者进一步阐释了迦太基起源说。科丘拉甚至通过论证美洲人起源迦太基来为西班牙殖民美洲辩护。他认为美洲人是迦太基人的后裔，布匿战争中罗马征服了迦太基，拥有对迦太基人的统治权，而教宗作为罗马皇帝的继承人享有对迦太基后裔美洲人的统治权，他将这一权力给予了西班牙。因此，西班牙对美洲的统治有其历史依据。在当时除了迦太基起源说之外，还有印度起源说、亚特兰蒂斯起源说、犹太起源说和中国起源说等，这些推测大多依据古典作家的作品抑或“次经”（Apocrypha），研究者希望能从这些文献中寻找美洲人起源的证据。如巴托洛梅·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便根据希罗多德和狄奥尼修斯的记载，认为西印度人起源于东印度。萨拉特则依照柏拉图所描绘的亚特兰蒂斯的传说，认为亚特兰蒂斯的部分习俗现在仍保留在秘鲁。甚至有人认为美洲人是消失的十个犹太部族，如玛拿西·本·伊斯拉尔通过列举犹太人与美洲人在习俗、仪式和语言等方面的相似之处，论证美洲人起源犹太部族，这一观点也被部分欧洲学者所采信。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对比美洲人和中国人的长相、习俗，认定他们是中国人的后裔。

由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最先到达美洲，因此，早期关于美洲人起源的假说多由伊比利亚半岛学者所提出。他们所依据的主要是非《圣经》文献，研究内容并未涉及《圣经》所载内容。他们多是从古典文献中寻找美洲人的蛛丝马迹，对美洲人起源的讨论也依然遵循传统的“诺亚谱系”，认为美洲人是诺亚的子孙。这些观点在当时并未产生太大影响。这也反映了在当时基督教世界观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对美洲的认识尚不充分，仍然可以用古典资源来解释这些新的问题，并未能冲击到基于《圣经》的知识框架。直至17世纪，随着英国、荷兰、法国等其他国家染指美洲，对美洲人起源的讨论不再由伊比利亚学者所把持，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参与其中，美洲人起源研究成为当时欧洲学界的一股热潮。

二、美洲人起源大论战对传统世界观的冲击

虽然早在16世纪中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学者关于美洲人起源的论著就已经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欧洲各地流行，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哈克鲁伊特（Richard Hakluyt）翻译了葡萄牙作家安东尼·加维昂（Antonio Galvao）的作品，西班牙作家萨拉特的著作也被翻译成意大利语、德语、法语和英语，但这些作品并未引起欧洲学者的重视。只有少数学者的讨论接续伊比利亚学者的研究，提出相应的特洛伊起源说、迦太基起源说、犹太人起源说等观点，但未能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直至17世纪，随着人们对美洲认识的加深，传统的古典知识越来越不能解释美洲人起源这一问题，一些学者对此展开进一步研究，如格劳秀斯、莱顿大学历史学教授霍尼乌斯，还有当时的神学家拉佩雷尔等知名学者都参与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他们的观点在欧洲学界引发热议，并形成思想史上的大论争。这一论争不仅推进了美洲人起源的研究，而且动摇了基于《圣经》的传统世界观。

欧洲学术界第一次有关美洲人起源的大论战始于1641年，即格劳秀斯出版《论美洲原住民起源》，荷兰学者约翰·德·拉特对此进行反驳。在当时欧洲学界，西班牙学者何塞·德·阿科斯塔（Jose deAcosta）的观点盛行，阿科斯塔认为美洲印第安人起源于鞑靼和西伯利亚，他们通过北方的陆桥来到美洲，德·拉特也深受其影响。格劳秀斯根据古典作家的作品，并结合印第安人当时的生活，逐一反驳了其时颇为流行的鞑靼起源说和犹太人起源说。格劳秀斯在《论美洲原住民起源》开头便指出，之前的学者并没有认真去研究美洲人的起源，他则要仿效古典作家的研究，如塔西佗、萨鲁斯特对不列颠人和非洲人起源的探讨，来研究美洲人起源。由于鞑靼人离不开马，而西班牙人在美洲并未发现马格劳秀斯据此质疑了北方陆桥的存在，“如果美洲和鞑靼曾连在一起，而马群又可自由驰骋和觅食，它们早就会被从鞑靼带到美洲”。格劳秀斯也驳斥了当时流行的“美洲人是消失的犹太部族的后裔”的假说。他对犹太起源说的基础《以斯拉续篇》（Esdra）所载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并嘲讽道：“《以斯拉续篇》的作者所载与呓语无异，因此不应相信其内容。”除了批判前人的假说外，格劳秀斯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北美印第安人是日耳曼人的后裔，尤卡坦半岛的原住民起源于非洲，具有高度文明的秘鲁则是南方大陆或者中国人的后裔。

值得注意的是，格劳秀斯出版该书并非为了批判德·拉特，在该书出版之前格劳秀斯曾将书稿寄给德·拉特，希望能得到这位在当时享誉盛名的美洲研究专家的认可，但是德·拉特读后只在上面做了一些批注，并附赠了一本《墨西哥词典》和阿科斯塔的著作复本。1642年春，格劳秀斯出版该书，未做任何删改，随后这本书多次翻印并畅销欧洲。该书出版后招致了德·拉特的严厉批评，他于次年出版《论雨果·格劳秀斯的论文》，在书中逐一驳斥了格劳秀斯的观点，指出格劳秀斯提供的论据中的诸多错误，如墨西哥语和日耳曼语中的“lan”和“land”并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宗教和秘鲁宗教并不相同等。德·拉特支持鞑靼起源说，在书中重点批驳了格劳秀斯对鞑靼起源说的质疑。他认为无法通过斯基泰人使用马而美洲没有马来证明美洲人并不是起源于斯基泰，而且随着历史的变迁，斯基泰地区也会发生变化，斯基泰地区遍布马匹并不能证明美洲人迁徙时该地也遍布马匹。该书一出引起了当时知识界的极大震动，虽然德·拉特并未提出一个新的美洲人起源学说，但他提供了许多反驳格劳秀斯的证据，格劳秀斯曾抱怨道：“他写的每句话都冲我而来，他写这篇论文并非为追求真相，而是要诋毁我。”随后格劳秀斯对德·拉特的驳斥做出了回应，之后其他学者也参与其中。如1644年罗伯特·孔德（Robert Comte）出版《关于美洲人起源的研究》，认为美洲人起源于腓尼基。1652年霍尼乌斯（Georg Hornius）综合前人观点，出版了《论美洲人起源》一书，提出美洲人起源的三个阶段。

在当时人看来，格劳秀斯的观点已是石破天惊，然而同时期拉佩雷尔提出的“亚当前人说”更令人震惊，他不仅否定了之前学者对美洲人起源的假设，甚至开始质疑《圣经》记载的真实性，他的观点招致时人攻讦。拉佩雷尔出生于波尔多的一个贵族家庭，借家族与孔代亲王的关系，他于1640年前往巴黎担任孔代亲王的秘书。在巴黎期间拉佩雷尔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如马兰·梅森神父（Father Marin Mersenne）、布莱士·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格劳秀斯等人。他先后出版《呼唤犹太人》、《论与格陵兰的关系》和《亚当前人说》，论述自己的宗教观念，并讨论了人类起源。值得注意的是，自古代以来便有许多人质疑亚当是第一个人，如罗马皇帝叛教者朱里安（Julian the Apostate）曾质疑所有人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中世纪也有人认为亚当有父母，他们来自印度。但这些质疑在当时并非主流，并没有冲击到基于《圣经》所构建的世界观。然而到了16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大量异域知识传到欧洲，尤其是美洲人的发现，加之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曾被视为异教徒文献而打入另册的古典作品被重新发掘，一些学者开始讨论亚当是否是人类唯一的祖先。如瑞士学者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认为存在两个亚当，美洲人的祖先是另一个亚当。这些观点多是一些只言片语，在知识界并未引起太大反响。直至拉佩雷尔，他系统考证《圣经》后抛出“亚当前人说”，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悖逆狂言”在当时欧洲知识界引起极大骚动。

早在巴黎期间，拉佩雷尔曾在小范围内宣读自己关于亚当前人的研究，引发孔代亲王圈子内部的争议，如格劳秀斯批评拉佩雷尔动摇了宗教的基础，“近期法国有人异想天开地认为，在亚当之前存在人类，如果我们相信这一说法，将会立即危害到宗教”。拉佩雷尔则在《与格陵兰岛的关系》中批驳了格劳秀斯的美洲起源斯堪的纳维亚说里。这些只是小范围的讨论，直到拉佩雷尔在1655年出版《亚当前人说》后，这个争议性话题被激化，并引起欧洲知识界的广泛热议，同年拉佩雷尔还出版名为《亚当前人假说的神学体系》（下文简称《体系》）。前者主要讨论了《保罗书信》，后者则借助《圣经》和古典作家的作品进一步论证亚当之前存在人类，随后《体系》被迅速翻译成英语和荷兰语。在书中拉佩雷尔认为《圣经》并非是一部世界史，只是犹太人的历史，亚当只是犹太人的祖先。拉佩雷尔指出亚当之前便有人类存在，那些新发现的古老的民族并非亚当的后代，这些事实被记载在《创世纪》中：“那些迦勒底人、埃及人、斯基泰人、中国人还有最近哥伦布所发现的墨西哥人，他们最早被创造出来，而这些内容与《创世纪》第一章所载相吻合。同样那些不为人知的北方和南方诸民族，他们可能也是最早被创造出来，他们都不是亚当的后裔。”在《体系》中拉佩雷尔进一步论证了亚当之前的人类从何而来。拉佩雷尔认为犹太人的祖先亚当和异教徒的祖先都是上帝所创，只不过后者和其他创造物一样，是由上帝在创世六天中用言语所创，而亚当则是上帝亲自用泥土所捏成的。“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最先被创造出来的人类（我认为他们是异教徒）和整个世界一样都是被上帝用言语所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中明确记载了这一内容……在创世纪第二章中记载了亚当并不是用言语所创造，而是上帝从大地的尘土中亲自用手创造的。”

该书一经出版便引起极大震动，由于其内容狂悖，拉佩雷尔遭到逮捕，他的书也被列为禁书，有些地方甚至公开焚毁了他的作品。然而这些举措反而引起知识界的极大兴趣，除了上文提到的格劳秀·斯外，许多学者都参与到对拉佩雷尔学说的讨论中来。据波普金研究，1656年便发表至少20篇文章反驳拉佩雷尔，到了17世纪末许多研究《圣经》的作品都会谈及拉佩雷尔的学说，达上百本之多。许多学者都被其狂悖的结论所震惊，在他们的批驳文章中充斥着“历史上最大的渎神者”这类刻薄的话语。虽然拉佩雷尔的观点遭到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这种研究思路却影响了后世对于《圣经》的态度，即《圣经》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权威，而只是一个历史文本，需要通过研究去捍卫它的权威性。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对美洲人起源的讨论便没有停歇。无论从旧大陆的民族中寻找美洲人起源的蛛丝马迹，还是另起炉灶论证美洲人是亚当之前的人的后裔，这些观点看似新奇、互相抵触，实则都共享了同一个思想基础，即《圣经》与古典文献的记载。当这些来自异域的新知遭遇旧识时，旧识既与新知相冲突，又充当了认识新知的媒介，而新知又在旧识的改造下与旧识相沟通、融汇，最后旧有的知识框架被改造，新的知识图景形成。近代早期美洲人起源的讨论正好展现了这一新知遇旧识的过程。在美洲刚被发现的时候，人们尚可借助古典传统来解释美洲人的起源，将美洲人纳入《圣经》所构建的诺亚谱系之中。但是随着人们对美洲认识的深入，人们发现古典传统资源已经无法解释各种新的问题，如拉佩雷尔甚至开始质疑美洲人是亚当的后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亚当前人说”。这些质疑挑战了《圣经》至高无上的权威，基于《圣经》所构建的世界观遭受冲击。

三、美洲人起源研究与近代批判性历史意识的生成

18世纪之前学者们本是希望通过探讨美洲人起源解决基于《圣经》的知识框架与新知识之间的冲突，然而这种在传统知识框架下的“小修小补”却使整个《圣经》知识框架遭到不断冲击。虽然传统知识大厦的内部已经开始瓦解，在基督教仍然占据主流的欧洲，传统知识大厦并未彻底崩塌，启蒙运动则是对这一传统知识大厦的最重一击。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辛辣地嘲讽《圣经》的权威，在他看来诺亚谱系是一个小孩也不会相信的谎言。法国著名汉学家毕诺曾言：“拉佩雷尔在提出其‘亚当之前人类说’的理论时候，冒着被当做异教徒而遭薪火活活烧死的危险。伏尔泰在否认诺亚洪水的普遍性时并没有冒多大的危险。”对比拉佩雷尔与伏尔泰的不同境遇，可以看出世界经历了一场巨大转变，即毕诺所谓的“改变大众意识的思想大飞跃”，这一变化也反映在美洲人起源的研究中。启蒙运动之后，仍然有一些学者关注美洲人起源这一问题，他们的结论看似与人文主义前辈们非常相似，但是所采用的方法、所共享的知识基础已经完全不同。

18世纪中后期，关于美洲人起源的研究可分为两派：一派仍然延续之前学者的讨论，关注美洲原住民与旧大陆的关系；另一派则不再拘泥于所谓的诺亚谱系，而是尝试将美洲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线性发展的框架之中。德意志学者加特勒曾探讨美洲人起源，在驳斥之前的种种美洲人起源假说，如以色列起源说、拉麦起源说、中国起源说等内容后，通过比较美洲人与亚洲鞑靼人的宗教习俗，判定他们主要来自亚洲北部，并通过陆桥从西伯利亚到达美洲。卡尔·米歇埃勒（Karl Michaeler）在加特勒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讨论了美洲人的起源问题，并于1802年出版《关于最古老的民族和他们最初迁徙、定居美洲以及早期发展的历史批判研究》一书。在书中米歇埃勒借助霍尼乌斯的美洲多起源说的框架，认为美洲人并非由一个民族迁徙而来，而是在历史，上由多民族迁徙而形成。米歇埃勒坚持诺亚谱系，指出美洲人也是诺亚的后裔，讨论了含米特族包括埃及和腓尼基人、闪米特族包括中国人，还有雅弗的后代包括俄罗斯北部的游牧民族，他们如何分别从旧大陆迁徙到美洲，并在此地繁衍发展。与此同时，在知识界还存在另一种启蒙史学家所主导的潮流，他们不再将美洲人的文化视为一种文明，也不再用美洲比附西方古典文明，而是将其贬斥为一种原初的未开化的状态。他们虽然也关注美洲原住民，但他们的目的并非讨论美洲原住民与旧大陆的关系，而是尝试将美洲置于世界历史线性发展的框架之中。如启蒙史学家威廉·罗伯逊认为美洲仍处于狩猎采集阶段，并没有发展出高级文明。除罗伯逊外，在当时许多启蒙哲人都秉持此观念，将美洲视为没有文明的大陆，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如布丰、科内利乌斯·德波（Cornelius de Pauw）以及纪尧姆一托马·雷纳尔（Guillaume Thomas Raynal）所提出的“美洲退化论”。

当时欧洲知识界对美洲的认识不尽相同，对美洲人起源的观点甚至相互抵牾，如米歇埃勒便曾批驳罗伯逊的观点，认为罗伯逊的假设看似严谨，却并非事实，米歇埃勒更强调美洲人起源的多元性。但是他们却共享一个知识基础，即启蒙之后所建立的世界图景和知识体系。不仅如此，通过对比这些新的研究与人文主义学者们关于美洲人起源的讨论，可以发现，这些新的研究与人文主义学者们的认识虽然相似，但认识背后的知识基础已然不同，这一知识基础的变化也影响了他们的历史观念和研究方法，出现了一种新的批判意识。早期人文主义学者有关美洲人起源的研究五花八门，但他们都共享一个思想基础，即坚持《圣经》和古典文献的权威。在当时除了拉佩雷尔外没有多少人质疑诺亚洪水的普世性，甚至像拉佩雷尔的假说，这种当时被看做悖逆的言论也并不会质疑《圣经》作为唯一权威的地位，而是希望通过研究，更好地理解《圣经》。除了《圣经》和古典文献外，时人游记也是这些人文主义学者们研究的重要依据。然而18世纪之后，传统的人文主义知识基础遭受冲击，美洲人起源研究不再奉《圣经》记载为唯一权威，游记和古典作家的作品也备受质疑，不再被视为重要的史料依据。一些启蒙哲人对美洲人起源何处失去了兴趣，他们更关心如何将美洲历史纳入世界历史发展的线性叙事中。为何会出现这一转变，其背后又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意识和知识观念？

正如法国哲学家保罗·阿扎尔（Paul Hazard）所言：“曾几何时，大部分法国人的思想还是以博絮埃为参照的，但转瞬间，法国人就全效仿起了伏尔泰：这分明是一场革命。”17—18世纪所盛行的圣经批判使得《圣经》走下神坛，《圣经》不再被视为用来判断其他史料真伪的至高权威，只是一部与其他史料无异的历史文献。早在17世纪末便有许多学者开始对《圣经》进行史料批判，斯卡利格、斯宾诺莎、格劳秀斯和理查·西蒙（Richard Simon）等人将《圣经》视为历史文本进行校勘批判。这一做法虽然在当时备受关注，但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如当时英国学者休·布劳顿（Hugh Broughton）批驳斯卡利格用异教徒的文献去校订《圣经》，布劳顿认为《圣经》是唯一的权威，应通过《圣经》去订正异教徒文献。斯宾诺莎被贬斥为异端，理查·西蒙的《旧约批评史》也曾被法国当局查禁。虽然当时已经出现了质疑《圣经》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并未被主流所接纳。18世纪之后，在启蒙运动对基督教的强烈批判下，《圣经》最终走下神坛。在有关美洲人起源的新研究中，《圣经》不再被视为唯一的权威，只是众多历史文本中的一部分，如奥古斯特·施洛策尔在《普遍史论稿》中质疑诺亚洪水的普世性。虽然当时施洛策尔的这一质疑也招致一些学者的批判，但是他们不再只是认为施洛策尔的观点与《圣经》不符，所以它是荒谬的，而是试图通过其他史料论证《圣经》记载的真实性。

当《圣经》被降格为历史文献的同时，以《圣经》世界观所构建的世界历史发展框架也遭受冲击。自中世纪以来，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塑造了一种世界历史书写模式，即诺亚谱系。这一模式在美洲人起源研究中表现为关注美洲人与旧大陆的关系。虽然早在15世纪就有学者讨论美洲人起源问题，但直到17世纪才真正有学者将美洲历史纳入世界历史书写之中，他们以诺亚谱系为基础书写世界历史，美洲人作为旧大陆的移民自然可以被纳入诺亚谱系之中。如霍尼乌斯在《诺亚方舟》（Arca Noae）中以诺亚谱系为基础将美洲人纳入世界历史框架之中。霍尼乌斯认为，大洪水后各族人民分散世界各地，彼此之间失去了联系，也失去了对他们共同起源的记忆。地理大发现让世界各地重新联系到一起，通过欧洲人和海外贸易构建了一个新的诺亚方舟。这一观点一直延续到18世纪，如在当时风靡一时的英国多卷本《普遍史》便持这一观点。书中梳理评判了近代早期关于美洲人起源的各种假说，以证明美洲人是旧大陆的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移民汇聚而成。这些讨论以诺亚谱系为基础证明美洲人与旧大陆的联系，其实质是证明诺亚谱系的真实性，在英国多卷本《普遍史》中，编者驳斥了对诺亚洪水普遍性的质疑，并从美洲土著人的传说中寻找诺亚洪水的记忆。但是，当《圣经》失去了解释力，这一基于《圣经》的世界历史发展模式也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线性历史发展模式，即所谓的进步史观。在这一模式中美洲人是否与旧大陆有关不再重要，在当时更为重要的是将美洲文明纳入历史发展阶段中，美洲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初级阶段。如罗伯逊的《美洲史》虽然也花费一些篇幅讨论美洲人起源，但是他并不认为这种起源研究可以找到历史的真相，“没有历史和传统可以佐证这些悠久的事件，我们也无法从中追寻在原初社会中人类的行为”。对罗伯逊而言，探讨美洲人起源只是为了证明美洲人来源于低等民族。

在《圣经》备受质疑的同时，另一类型的史料“游记”也遭受冲击。文艺复兴时期“历史”（historia）的古典意涵被人文主义学者重新挖掘，historia的自然史维度重新回到学者研究的视野之中。新世界的发现在极大拓宽了欧洲人的世界图景同时，也使他们必须用更有效的途径来研究这些新的异域知识，自然史的研究方式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其中亚里士多德、普林尼等人的自然史著作被重新发现，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开始仿效他们的研究方法去描绘美洲，如奥维多的《西印度通史与自然史》便是仿效普林尼之作，格劳秀斯也借用塔西佗研究不列颠人起源的方法来研究美洲人起源，即通过语言、服饰、习俗的比较来判断美洲人起源。此外在16—17世纪出现了大量关于异域的游记，这些游记多由那些殖民官员结合自己在异域的经历写作而成，其中夹杂了有关异域的各种描述。这些游记被系统的整理、编辑、出版，作为亲历者的一手史料备受学者重视。如洛克认为游记是研究“人类理解”的最佳途径，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强调游记可以修正古典文献中的错误和补充曾经被古典文献忽视的内容。游记也是16—18世纪初美洲人起源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许多学者都会参考那些西班牙作家们带来的美洲游记，抑或结合自己的美洲经历描绘美洲原住民。

18世纪中叶，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人们对于游记的观念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为游记的真实性开始遭受质疑，其二则是传统游记形式发生了转变，人们不再单纯描绘那些风土，人情，而是开始思考所观察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试图解释现象背后的原因。这一转变在关于描绘美洲的游记中也有所表现。人们开始用文字学的方法来研究之前西班牙人留下的游记。一方面对搜集来的各种游记手稿进行校勘，另一方面研究游记内部叙述的一致性，质疑这些描述新世界的游记真实性。如伏尔泰曾质疑西班牙人游记中记载美洲原住民吃人就像吃羊一样稀松平常，布丰怀疑西班牙人对美洲人口的记载。除此以外，18世纪的美洲研究者们也开始批判传统游记的肤浅，希望用一种新的哲学化的视角来取代游记式的视角观察美洲，即将美洲纳入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之中。雷纳尔认为人们不能指望从那些野蛮的水手、贪婪的商人和传教士所写的作品中获得对美洲的准确描绘，而且他们也不能用一种哲学化的方式去描绘新世界。罗伯逊也曾认为这些游记只是一些“肤浅的记录”，甚至早期美洲人起源研究者经常引用的阿科斯塔也遭到罗伯逊的批判，认为包括阿科斯塔在内的早期西班牙的观察者们都不能以一个哲学家的方式去理解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原因。

18世纪以后的哲学家不仅质疑游记的内容，而且对游记中描绘美洲人的方法也提出疑问，即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学者们所经常使用的将异域与古典文明相比附的方法。比附古典可谓是16—17世纪西班牙人书写美洲历史所惯常的方法，如卡萨斯便曾把美洲社会的宗教、经济和政治与古典时期相比附，加西拉索·德·拉维加（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在其著作《印加王室述评》中将印加帝国比附为罗马帝国。17世纪中叶，许多学者关注新发现的这些蛮族的政制，认为在他们的政制中保留了古典政治的因素。然而18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异域认识的推进，古典知识失去了解释力，传统的比附古典的方法也备受质疑。德波便批评加西拉索误导性地将印加社会描绘为罗马类型，而罗伯逊则认为美洲处于思维的原始阶段，这与古典时期并不相同。

借用布克哈特的观点，如果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那么启蒙运动时期对异域知识的描绘整合，则是一次对世界的再发现。在美洲起源研究中材料、方法的使用，这些看似技术性的变化背后折射出一种世界观的变迁。一方面，旧有的传统知识在大量异域知识的冲击下失去了解释力，人们不再奉《圣经》和古典文献为权威。与此同时，依赖古典文献和古典方法的游记也遭受质疑。另一方面，人们关注的不再是具体的异域知识，而是希图将美洲纳入世界历史线性发展的框架中。美洲人不再是古典作家笔下保有质朴品格的“高贵的野蛮人”的翻版，也不再是拥有文明和历史的悠久民族，而是一个等待西方人去开化的没有文明的种族，他们的生活展现的是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最原初的状态。这一过程也反映了一种新的批判性历史意识的生成——在历史书写中古典文献和《圣经》的真实性遭到怀疑，学者们开始批判性地看待这些材料。另一方面，描述性书写被反思性书写所取代，美洲人的历史被纳入线性发展的框架之中。同时，这一历史意识的形成，不仅推动了史料批判的发展，促使一种新的史料等级制开始出现；而且，它也推动了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的历史哲学的出现，美洲在线性史观中成为没有历史和文明的民族。

四、结语

欧洲学者们希望通过传统知识框架去理解这些异域知识，但随着更多异域知识传入欧洲，传统的知识框架越来越不能去解决这些异域知识所带来的新问题，逐渐叠加的小修小补最终导致基于《圣经》和古典知识的解释框架的崩塌。这一现象在美洲人起源研究中也有所表现。在美洲刚被发现之时，基督教占据着支配地位。没有人怀疑基于《圣经》所构建的诺亚谱系，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古典知识来解释美洲人的起源。随着人们对美洲人认识的丰富，传统的古典知识已经不能解释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基于《圣经》的知识框架受到了挑战，如拉佩雷尔开始质疑诺亚谱系，甚至触及《圣经》的权威。虽然当时有拉佩雷尔这样的“异端”质疑诺亚谱系，但是由于基督教在当时仍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理论在当时被斥为“异端邪说”，并未被主流所接纳。但是质疑《圣经》所构建的世界观的观念已经萌发，随着大量异域知识的冲击，对《圣经》的批判形成一股新的思潮。启蒙运动对基督教的强烈批判成为冲击《圣经》权威的最重一击，《圣经》所构建的知识大厦轰然倒塌。之后对于美洲人起源的研究虽然在结论上和他们的人文主义前辈相似，但所共享的世界观已然不同。

这一世界观的转变也推动了历史意识的转型。在《圣经》所构建的世界观遭受冲击后，以《圣经》世界观为基础的历史意识也发生了变化，表现为批判性意识的出现和宏大叙事的产生。一方面，以《圣经》为基础所构建的史料观遭到质疑，《圣经》不再是不证自明的最高权威，而是一个需要去研究和批判的历史文本。当基于《圣经》和古典知识所构建的知识框架无法解决新问题时，以旧有知识框架：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也不合时宜，如当时被视为重要史料的游记开始遭到批判。另一方面，《圣经》世界观支配下的世界历史书写框架也遭受冲击，新的进步史观开始出现。学者们不再过多关注美洲人与旧大陆的关系，而是将美洲视为一种野蛮状态，将其纳入世界历史线性发展框架之中。讨论美洲人起源并不属于美洲地区史问题，而是属于欧洲思想史的范畴，美洲原住民只是被观察研究的客体。在这一过程中，美洲历史最终被纳入欧洲塑造的世界历史线性发展框架，美洲也进入欧洲思想之中形塑了近代欧洲思想意识。然而，美洲原住民却成了没有历史的民族，消隐于世界历史书写之中。